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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信仰的社会学研究论纲

发布时间:2014-12-24 09:40:22    来源: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陈 彬    阅读次数:
以2005年9月国家宗教事务局增设第四司与2008年6月民间信仰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两个事件为标志,民间信仰直到最近终于取得官方认可的合法性地位。而其合法化的历程经历了整整三十年,期间伴随着学术界对民间信仰的持续研究和关注。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随着宗教政策的落实和社会政治环境的宽松,民间信仰现象开始在全国各地全面复兴,有学者称之为“历史上最大的地方宗教仪式传统的大规模复苏和重塑”。民间信仰现象的这一发展变化,自然也反映到了学术研究当中。民间信仰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开始进入各门学科的视野,民俗学、历史学、民间文学、宗教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众多学科在近三十年间已经积累了有关民间信仰研究方面的丰硕成果。
笔者无力也无意对民间信仰的相关研究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文献综述,但就笔者已经接触到的有限文献来说,我们不难发现当前的民间信仰研究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厚古薄今”、“述多论少”、“重学(术)轻政(策)”的局面。相比其他学科(尤其是民俗学、历史学、人类学)而言,社会学学科较少涉入民间信仰现象的研究现状应该与此种局面有一定关联。当前主流社会学关注重点是民生问题,诸如失业问题、就业问题、农村问题、城中村问题、城市化进程、房地产现象、弱势群体问题等,民间信仰现象很少能被纳入视野,这应该是一个基本事实。这个基本事实便构成了笔者之所以提出“民间信仰的社会学研究论纲”的基本缘由。
当然,在当前人文社会科学交叉互融比较明显且又强调科系整合的学术潮流下,笔者在此“逆流而上”将民间信仰的研究以“社会学”一科之名而盖之,不仅毫无贬抑或排斥其他学科之意,相反却抱有促进民间信仰的多学科交流之愿。因为,身为社会学专业的笔者在此斗胆提出所谓“民间信仰的社会学研究论纲”,乃希望达到三个目的:其一是呼吁社会学学者能更多地关注民间信仰现象、参与到民间信仰现象的研究队伍中来;其二是提供一套民间信仰的社会学研究取向、研究方法、研究视角、解释路径和研究立场,供其他学科批判或借鉴;其三是希望能摆脱以基督教为主要研究对象发展而成的宗教社会学理论在解释中国经验时的尴尬处境,推动中国本土宗教的社会学理论建设。
同时,已有学界同仁针对民间信仰研究的转向问题提出过类似的思考,例如社会学学者符平曾提出民间信仰的“社会学超越”观点,宗教学学者金泽从推动宗教学理论研究的立意出发提出过一整套民间信仰的研究计划,民俗学学者刘晓春也对包括民间信仰在内的民俗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从民俗的事象研究到在语境中考察民俗的研究范式之转变作了很好地总结。他们的思考极大地启发了本论纲。这里,笔者愿意专门从社会学的角度和立场为民间信仰研究提出一套比较系统的看法。该论纲基于笔者近半年来对湖南各地民间信仰现象的田野调查经验、并结合近年来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教学思考而提出,即从社会学的现实研究取向、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理论运用、道德责任五个不同层面来分别阐释对民间信仰开展的五个方面研究:现状研究、实证研究、关系论研究、理论解释、批判研究。
一、民间信仰的现状研究:社会学的现实研究取向
在社会学诞生之初鼻祖孔德挑战的是思辨哲学、在社会学学科独立之时涂尔干对抗的是心理学,而历经百余年发展之后的当代社会学则以关注现实社会现象为特色,从而区别于历史学。在实用主义哲学风格影响下的美国社会学,更是以对各种现实社会的调查研究而著称。当然笔者并不否认,经典社会学研究传统(如马克思、韦伯、涂尔干、托克维尔、滕尼斯等人的研究)往往关注的是宏大社会历史问题、具有着深厚的历史意识,从而使得这些研究与历史学研究交织难分——这一点正是当年米尔斯所极力赞赏和竭力呼吁的,但在当代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急遽变迁及全球化浪潮影响下出现的诸多社会现实问题更容易成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可以这么说,社会学研究主要关注其动态的、现实的面相,而非静态的、历史的面相。
而就当前民间信仰的研究现状而言,民间信仰的历史性研究要多于现实性关注,因而呈现出较明显的“厚古薄今”特征。综观最近几年的相关研究成果,历史学、宗教学和民俗学等学科的学者大多喜欢把目光投向过去、对历史上的民间信仰情有独钟。诸如专著《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朱海滨,复旦大学出版2008)、《闽台民间信仰源流》(林国平,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等,论文《祀典、私祀与淫祀:明清以来苏州地区民间信仰考察》(王健,《史林》2003年第1期)、《从传说到信仰:一个蒙古村落民间叙事传统的文化运行———以珠腊沁村公主传说为个案》(纳钦,《民族文学研究》2004年第2期)以及学位论文《王屋山地区的民间香会组织研究》(范明燕,河南大学民俗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绿珠传说与民众的信仰生活——以广西博白县珠江村为例》(蒋敏,广西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2008年硕士论文)等。另外,目前学界已有几本从整体上对民间信仰的内容、类型、性质、特点等作了系统研究的通论性论著,这些研究的立论尽管也结合了一些田野调查资料,但均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主要资料来源。这样的研究固然有助于我们对民间信仰的整体认识和全面了解,但是却忽略了当代中国社会中民间信仰的现实实践。其实学者葛兆光早在1996年就“以往对民间信仰的文献研究而忽视了对当下中国民众生活中的民间信仰之实践形态的研究”提出过批评意见。他认为“如果我们的学者仅仅注意到经典上的历史,而对真正实存的中国生活缺乏了解,我们将只能接受命运的摆布而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过,葛兆光在十多年前的“呐喊”似乎并没有促成民间信仰研究由历史向现实的转向,而他作为历史学者也并未亲自践行对民间信仰的现实研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在2008年4月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为依托组织召开了一个“中国民间信仰的历史学方法与立场”的研讨会。中国学界关于民间信仰的历史学研究传统之厚重,可见一斑。
民间信仰不只是一种文化“遗存” 或“死”的文化,而仍然是很有生命力的“活态”文化。因此,我们不能只满足于从神话传说、方志小说、历史文献当中来认识民间信仰“曾经如何”,更应当从现实的信仰实践当中来发现民间信仰“实际如何”,即各地依然存在的民间信仰现象有哪些?仪式活动到底是如何进行的?信众的动机与原因是什么?民间庙宇是如何重建起来的?庙宇重建背后的动力机制如何?这样的信仰对信众、对当地社区具有什么样的影响?此种民间信仰与当地制度型宗教(如基督教、佛道教)的互动关系如何?对于这些现状的调查和问题的解决,恰恰是社会学学科的强项。这种对民间信仰的现状研究,不仅对于现实政策层面诸如如何正确对待民间信仰、如何有效合理地对民间信仰进行管理、如何处理民间信仰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系等等问题的解决十分重要,而且也能促进对民间信仰信仰的若干理论思考,并为构建中国本土宗教的社会学理论奠定坚实基础。
二、民间信仰的实证研究: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应用
承袭了芝加哥学派实地研究传统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调查研究传统,并借鉴了人类学和经济学等传统强势学科的方法优点,在短短几十年内社会学学科已经发展形成了一套成熟而强大的经验研究方法。虽然有时我们习惯于以“社会学研究方法”名之,但其实这种可以广泛应用于各类社会科学,即是众多研究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都可以普遍采用的一般性方法,故实则等同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因这种研究方法的哲学基础是孔德的“实证主义”,故也常常被学者称之为“实证方法”或“实证研究”。笔者以为,“实证研究”是一个虽被各科学者所广为使用但含义颇为混乱的概念,本文在此不拟对其进行批判性分析。本文只是从学界的一般理解出发,认为“实证研究”的基本含义是与躲在书斋里的文献研究或纯理论研究相对的一种研究方法,强调研究者走出书斋迈向田野,要求研究者直接面对现实社会现象,侧重于通过访谈、观察与问卷调查等方法来获取资料,当然也会辅助以书信、日记、年鉴、方志等文献资料的收集。若放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体系中来看,这些收集资料的方法其实对应于“方法论”、“基本方式”之下的“具体方法技术”。总之,主要从现实社会中的人及其活动现象而不是从历史文献出发来收集资料、主要依据获取的经验材料而不是靠纯理论思辨来进行分析论证是实证研究方法的鲜明特点。因此,若要进行民间信仰的现状研究,则必须依赖于实证研究方法这一利器。
当然,这种实证研究相比文本研究可能遭遇到更大、更多的困难,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由于实证研究过程中,研究者需要进入到社会现象发生的现场,必须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有时还得维持较长时间的合作、信任关系,这就进入了通常所谓的“田野调查”了。这种田野调查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田野调查不仅需要研究者投入巨大的精力、具备十足的耐心、保持灵敏的观察力,而且也需要研究者具有较高的调控艺术。比如我们一般认为,田野调查的原则是要“进得去、出得来”。以笔者的经验来看,对于民间信仰的田野调查来说,恐怕最关键的不是“出得来”,而是“进得去”的问题。毕竟民间信仰在很多地方还被当作封建迷信,被当作一种落后的文化现象,故无论是普通信众、一般民众还是宗教管理部门对此还是比较避讳或敏感的。因此,能否取得当地有关部门的配合和民众的信任而成功进入田野调查点,关键在于研究者能否审时度势、策略得当、灵活对应各种关系和情境。譬如,一般我们可以通过熟人引见采取“平行进入”的方式来接近田野或通过上级打招呼采取“由上而下”的途径来进入田野,两种策略各有利弊,需要因地制宜地进行取舍。笔者最近在湖南某县作田野调查时,就经历了一次惨痛教训。当时笔者已经成功获得上级宗教管理部门的信任和支持,希望通过他们能够取得该县宗教管理部门的支持(主要是为笔者介绍全县民间信仰的大概分布情况以利后续调查),但上级给下级打招呼之后,却未料适得其反。该县宗教管理部门开始与笔者玩起了“躲猫猫”,多次故意躲避笔者的访问。事后笔者经过反思,才知道该县的民间信仰场所较多且存在管理上的不规范情况,故当上级宗教管理部门介绍笔者到该县作调查时,他们认为笔者与上级部门之间存在一定的“委托”关系,担心笔者的调查会将会让他们蒙受上级的问责。有了“前车之鉴”,笔者在后续的调查中灵活处理,譬如在一些地方作调查时,笔者不通过上级而直接找到当地宗教管理部门,并向他们表示“主要是来当地了解民间文化现象的”,这样的措辞就比直接说“来研究当地民间信仰的”要委婉并受欢迎得多,这样就很容易获得信任与支持并顺利进入田野。
若上述的“实证研究”是从相对于文献研究而言的一种经验资料收集方法这个意义上讲的,那么“实证研究”的另一层含义是指一套比较规范的、合理的研究程序,可以保障研究的有效性、客观性与科学性。这套程序在一般的社会研究方法的教科书中均有介绍,包括:(1)确定研究课题并将其系统化;(2)设计研究方案和准备研究工具;(3)资料的收集;(4)资料的处理与分析;(5)结果的解释与报告。在每一个程序中下面通常又有比较模式化的操作步骤,尤其是在研究设计和资料的处理与分析中。在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尚未形成统一的实质理论范式,但却因采用定量研究方式来完成这套研究程式而已形成了较具普遍性的方法论范式。这种遵循严格程序的实证研究程式反映到研究成果的撰写上,成了一套几近迂腐的模板,因此被学者戏称为“洋八股”。
当然,这种方法论范在实际研究中一般很难得到遵循,在社会学各分支学科中,除了像经济社会学、组织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等少数分支学科之外,其他分支学科在这方面还比较薄弱。而在宗教社会学这门分支学科中,比较好地遵循了该方法论范式的恐怕只有那些在宗教的理性选择理论下所作的经验研究了。但是,这种实证研究程式除了采取从理论假设、界定变量、操作化到抽样、发放问卷、数据分析这样一个定量研究方式之外,也可采取定性研究方式。笔者向来对那种以问卷调查收集资料的定量研究方式持谨慎态度。具体到在对民间信仰现象的定量研究,在提出假设、变量界定、操作化、抽样及实施问卷调查等诸多环节上更是存在相当大的困难。当然,“困难”并不等于“不可能”。只是笔者以为,在对当地民间信仰有相当程度的定性认识之前贸而然采用定量研究方式,注定避免不了低下的效度和信度从而归于失败。若要对民间信仰进行那种以问卷调查收集资料的定量研究,必须在扎实的定性研究基础之上才能进行。换言之,笔者主张,定量研究一般放在定性研究完成之后,问卷调查要放在扎实的田野调查之后才能有效的进行,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虽然相比定量研究而言,定性研究显得较为灵活,其程序相对不那么严格,研究者的主观性作用相对较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定性研究就可以随心所欲,毫无章法可循。实际上,我们也可采取定性研究方式来对民间信仰现象进行这种实证研究,即从理论命题、界定概念再到访谈或观察、资料分析这样的程序。那么理论命题从何而来?我们可以通过相关民间信仰研究文献的梳理,提炼出相关理论命题,再采取个案研究的方式来对该理论命题进行实证检验,可能对该理论命题进行拓展或修订。譬如,很多研究所提出的民间信仰所具有的“功利性”特征、社区整合功能、心理安慰功能、道德教化功能等,都可成为田野调查中问题意识,值得我们用经验资料来进行实证检验。我们还可以采取归纳的方式,从民间信仰的经验资料中,经过分析、讨论,提炼出一些理论概念,再用这些理论概念来解释这些经验资料,且还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例如,目前,笔者通过对湖南新化、宁乡、益阳、沅江、道县和望城等县市民间信仰的初步田野调查,已经提炼出了民间信仰的三种类型,即“集体压力型”、“个体自愿型”和“文化传承型”。这些概念是对经验资料的一种理论提升,但仍属于布鲁默所讲的一种“触引性的概念”(sensitizing concepts),对以后的研究起着指示和引导作用。
总之,这种将经验研究与抽象理论有效连接起来的实证研究,不仅可以大大提高民间信仰的经验研究的质量,而且还有利于建构中国宗教的社会学理论。
三、民间信仰的理论解释:社会学理论的运用
严格来讲,社会研究必须要有理论,“只有通过理论化的过程,我们才能提炼认识,积累知识,才能更好地理解我们熟悉的世界”,因此可以说,“理论是社会研究的中心和最终目的”。上述那种以理论导向或建构理论的实证研究,很好地体现了社会研究的这种理论关怀。但是,社会学的研究进路是多样的,我们还有一种将经验与理论勾连起来的方式,即可以借鉴社会学的理论资源,从既定的社会学理论概念或理论框架来分析民间信仰现象。经过170余年发展的社会学,并没有像经济学那样发展成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而是形成了多种理论并存、学派林立的格局。而社会学领域中的多元理论格局,正好给民间信仰研究提供了一个功能强大的概念“工具箱”,可供我们选用。例如,当前社会学理论中有一个比较热的社会资本理论,已经融入到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中。当然,这个始自20世纪70年代末“社会资本”概念,但经过众多学者的发展,导致社会资本的理论意涵呈现多元丰富的样貌,在不同的学者(如格兰诺维特、布迪厄、普特南、福山、科尔曼等)那里,都有特定的内涵。譬如普特南社会资本概念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有学者就借用了概念来作为分析框架,从信任、规范和网络三个方面分析民间信仰对乡村社会资本的贡献,从而得出结论:民间信仰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民间信仰对乡村治理的具有积极作用。
再比如经济学家兼社会学家的帕累托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非逻辑行为”。在他那里,凡在主观上或客观上没有逻辑联系的行为都属于“非逻辑行为”,而民间祭拜仪式恰恰都可归入这种行为。他发现任何“非逻辑行为”均具有两个部分,分别为“剩遗物”与“派生物”。前者是不变部分,是人们倾向于在事物、数字、地点吉与利或不吉利之间建立关系,倾向于赋予某些事物以一种象征和迹象的意义。后者是可变部分,是人们在各种情况下为这些关系论证而提出的理由。对民间信仰研究而言,这两个概念有何启发呢?笔者在湖南新化等地调查的“唱菩萨”仪式与一种流行于东北地区的民间祭祖仪式“民香”在仪式目的上惊人地类似,只是在外在仪式过程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再例如笔者在湖南各地的调查显示,娄底地区的“娘娘” 现象、永州那边的“观仙”现象、益阳的“过阴”仪式与北方的萨满、台湾的扶乩等现象尽管在具体仪式细节上存在很大差异,但信奉由神灵附体的“灵媒”这点上却完全一致。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均存在“灵媒”现象,不同地域之间的“灵媒”现象有何共性和差异?是否存在一个统一的深层结构?这是否与一种不变的人性有关?这样,笔者认为我们或许可以借用这两个概念来解释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中所存在的各种民间宗教仪式的内在结构上的相似性和外在形式上的差异性。
社会学中还有不少理论资源可以借鉴,例如戈夫曼的戏剧理论可以用来作为分析某些民间仪式的操作技巧和表演过程;布劳的结构交换理论也可用来解释乡村民间信仰盛行原因的从微观到宏观的动力机制;福柯的“治理技术”也可被用作同宗教场域内不同寺庙宫观之间在竞争中所用到的方法与技巧;吉登斯的行动—结构理论可以在信众的信仰行动与信仰空间结构的再造之间建立起一种动态关联;布迪厄的“惯习”概念可以摆脱理性与非理性的二元划分从而帮助我们重新理解民间信仰行动中的“实践理性”;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也可帮助我们从“风险社会”的角度来对乡村民间信仰复兴的社会原因予以新的解释。这样社会学主流理论被拓展到了边缘的民间信仰研究中来,不仅让理论得到了一种拓展性运用,而且也使得民间信仰现象获得了一种新视角和新解读。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借鉴社会学理论概念的时候,首先要注意对原概念的消化,还要保持必要的理论反思,才会避免“食洋不化”或“削足适履”、才能做到理论的合理的移植,如此才能将社会学理论有效地、合理地吸收到对民间信仰现象的分析与解释中来。
四、民间信仰的关系论研究:社会学的研究视角
就目前研究现状来看,大多数宗教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学科对民间信仰的研究主要是一种就信仰谈信仰、就仪式谈仪式,姑且称之为民间信仰的“本体论”研究视角。而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则与此不同。根据社会学的一个假设:在一个特定的群体和社会中,一切社会现象都是相互联系的。正如费孝通的“系统分析方法”所认为“生活中的一切现象都是相互关联的。相互关联的事物组成了客观存在的系统。系统分析,不仅要把组合成系统的各个部分(即组元)在系统内部的地位与作用搞清楚,而更要的是要把系统内部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联反映出来。”这种关联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它们既关注当地经济、宗教政策和社会制度对民间信仰的影响或制约;另方面也探讨民间信仰对民众生活、社会秩序、经济发展及社区政治的影响或制约。这种社会学研究视角,着眼点并不完全在民间信仰本身,而在于宗教与社会的相互关联问题,这与宗教社会学的一般研究路径是相通的。本文将其称作为民间信仰的“关系论研究”。有必要指出的是,这里讲的“关联”并不是如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与王斯福的《帝国的隐喻》那样的静态的、理论上的关联,而主要强调那种动态的、经验上的关联。典型的如韦伯那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典研究,他在如何理解资本主义惟独起源于西方的问题意识引导之下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新教伦理关联起来,属于一种典型的“宗教关系论”研究。
那么具体到民间信仰现象,当前全国各地在民间文化热和传统文化热的带动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民间造神”运动,很多地方大兴土木、竞相建庙,修建家族宗祠、修家谱、祭祖活动盛行,求神问卦、看相、算命、测字、风水活动处处可见。笔者在长沙望城县某村调查时发现当地大大小小的戴公庙总共有7个,在沅江某村调查时也发现当地的南岳庙也有5个,且分布集中在方圆几公里范围之内的区域。在湖南道县调查时,发现当地盛行一种“观仙”信仰现象。据我们初步调查统计的结果显示,当地的“观仙”点大约超过了18个,估计信众逾万人。那么这些民间信仰现象到底如何恢复或产生的?它们的恢复或产生与当地的经济发展、宗教政策、信仰传统、社会制度存在何种关联?是否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并且,这些民间信仰对当地的民众生活、社会秩序、经济发展和社区政治存在什么样的影响?存在哪些正功能?哪些负功能?这些都是值得深入研究和分析的内容。民俗学的某些研究已涉及到此类问题,例如徐芳对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侯村的女娲庙进行田野调查,结果表明庙宇的修复则是地方政府、村落民间精英、民族等多种社会力量运用不同文化策略共致的结果。而信仰的恢复和庙宇的修复还是一个有选择性的过程,这种选择性因主体、目的、策略等的不同呈现出一定的多样性。岳永逸对河北省石家庄东部一个村庄(梨区)的多个庙会的研究表明,仪式实践仍遵循传统的梨区庙会是以官、民为主体的多个异质性群体“共谋”的结果。他主张在倡导“新农村”建设的今天,我们应该从民众的生活逻辑出发来理解传统民间文化,并给予其适当的生存空间乃新农村建设有机的、重要的一部分。
遗憾的是,在这种最具社会学意味的民间信仰研究中,社会学却基本上是缺位的。除了极少数几位社会学者的精彩研究之外,社会学在这方面的贡献还相当微薄。笔者认为,这种将民间信仰纳入到更大的社会范围内的关系论研究,不仅会让民间信仰现象可能成为社会学的主流研究对象,也可能使得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出现新的增长点。
五、民间信仰的批判研究:社会学的道德责任
无论是在传统中国、还是在现代中国,真正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影响深远的,不是佛教、道教,也不是基督教、天主教,而是杂糅了原始宗教和儒释道三家的各种民间信仰。对于此点,美籍华裔学者杨庆堃(C.K.Yang)早在半个世纪前就有过精到的认识。当代学者也认为民间信仰是中国最重要的宗教传统。
尽管如此,但中国社会中的民间信仰内容极其宽泛、多样而复杂,它们对于民众个体和社区生活的影响各不相同,故“存在”并不一定“合理”。例如,有些民间信仰具有心理调适、精神抚慰、教化人心、社区整合等正功能,而另一些民间信仰仍然存在原始巫术、原始宗教的痕迹而导致迷信化倾向,因而产生损害身心健康、敛财骗色甚至其他严重违法犯罪活动的反功能。从另一个层面来讲,大部分民间信仰均具有明显的功利性、世俗性特征,组织比较松散,故没有形成涂尔干所说的那种“道德共同体”。这样的民间信仰虽然对个体而言具有一定的功能,但对于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区整合、增强公民社会等方面则难以发挥其功效。因此,民间信仰的社会学研究的另一项内容,便是对民间信仰现象进行批判性研究。社会学理论中有一个源自马克思、成形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该批判理论“就是希望透过对事实或现实的批判与否定,来唤醒或转变群众的意识,也就是希望社会理论家的分析、诊断能为群众所取用,以破除他们的假意识,从而唤起群众自发性的行动来改革社会现状,迈向合理的社会秩序。这可以视作社会学研究的道德责任和社会使命的一种彰显。其实自社会学诞生之日起,便以维护社会秩序和增进社会整合为己任,就已经体现出了社会学研究的道德意蕴。就连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涂尔干,在其恪守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同时,也未完全忽视社会学研究所应当具有的社会责任。例如他明确主张对社会事实可以依据客观标准进行“正常的”与“病态的(反常的)”区分,并认为这种区分是必要的,且能够在科学研究与指导实践上搭上桥梁。不幸的是,实证主义社会学发展到后来越来越丧失其应有的“文化和政治涵义”而陷入到了米尔斯所严厉斥责的“宏大理论”和“抽象经验主义”两个泥潭之中。因此,米尔斯当年才独树一帜地提倡社会学研究要大力发展“社会学的想像力”,将个人困扰与社会结构关联起来进行分析以帮助民众更好地理解个人困境和社会现实。在他看来,社会学家的职责与使命就是培养理性与自由的民众,推进社会民主、最终达到理性与自由的社会。近几年,当代美国社会学家布洛维在全球范围内巡回演讲,大力宣讲他所倡导的“公共社会学”,这种公共社会学主张应该在社会学家与公众之间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它拒绝与市场和国家的共谋;它认为若没有政治,科学就是盲目的,若没有干预,批判就是空洞的;它号召社会学家在社会归于完全消逝之前直接参与社会”。这样,公共社会学通过抵抗国家专制和市场暴政最终达到保卫公民社会的目的。他明确表达了社会学“不仅是一门科学,还是一种道德与政治的力量”主张。而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也把自己一生学术的落脚点放在“志在富民”的明确目标上。他曾经明确表示了自己不能苟同于那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进路,坦诚自己的研究就是一种有鲜明现实关怀的应用性研究。学术研究只是手段,而认识中国社会乃至造福民众才是最终目的。
那么,怎样开展对民间信仰现象的批判性研究呢?我们需要首先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将民间信仰的“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弄清楚,再以此为基础对民间信仰现象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和研究,学者的最终立场在于积极促成民间信仰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相互适应。对民间信仰的批判性研究既可以针对信仰现象本身,也可以针对信仰系统外部的相关现象;批判的对象既可以是一般信众、普通民众,也可以是政府、村级组织等。对于前者,研究者可以确立一定的客观标准,对各类民间信仰现象进行正功能与反功能、正信与迷信、宗教与骗术等区分,并对其进行积极建构、促使其有效转化为有益信众、教化人心、服务社会的好信仰。当然,我们对民间信仰进行区分的标准不是教义上的,而主要是外在表象的,则这种区分不是神学上的,而主要是社会学的。对于后者,研究者可以从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管理法治化的立场出发,着力于从政府对民间信仰的管理、民间信仰组织的建设与管理、民间信仰场所的重建等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揭示、披露,促使权力归其位、信仰有其所,民间信仰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辅相成、关系和谐,国家与社会之间界限分明、相得益彰。
社会学经过100余年的发展,当年涂尔干为争取学科独立而煞费苦心所定下的“准则”早已被击得七零八落,当代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变得五花八门、研究方法并无专属之道、研究视角可以多种多样、研究立场通常因人而异以至各种理论流派异彩纷呈,被人称为是一种“暧昧性”的学科。因此,笔者提出的所谓“民间信仰的社会学研究论纲”,其中所阐发的研究取向、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研究立场等乃基于个人研究旨趣和田野经历,仅起抛砖引玉之用。非常赞同冯今源所说的:“用什么样的世界观、方法论研究宗教,怎样研究宗教,则是每一位研究者自己神圣的权利,这就是平常我们一再强调的学术民主”。因此,该论纲是启发性的、而非指导性的,是补充性的、而非独断性的,是包容性的、而非排斥性的。
 
[1]近年来,学界呼吁将民间信仰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代表作有如下:刘锡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性质问题》,《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向柏松:《民间信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高丙中:《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课题的民间信仰》,《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1]吴真:《从封建迷信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信仰的合法性立场》,载《中国宗教报告(2009)》,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180页。
[1]丁荷生:《中国东南地方宗教仪式传统:对宗教定义和仪式理论的挑战》,载《从书斋到田野:宗教社会科学高峰论坛论文集》(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9页。
[1]学界已经有了一些很好的文献综述,文献综述目录参见吴真:《从封建迷信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信仰的合法性立场》,载《中国宗教报告(2009)》,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页下注释1。
[1]这里的“社会学”是指作为一级学科“社会学”下面的二级学科。
[1]符平:《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主体范式与社会学的超越》,《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1]金泽:《民间信仰:推动宗教学理论研究》,载《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2008)》,主编金泽、邱永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207页。
[1]刘晓春:《从“民俗”到 “语境中的民俗”——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民俗研究》,2009年第2期。
[1]美国社会学思想家米尔斯在其名著《社会学的想象力》中以“对历史的运用”为名专辟一章来论证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亲缘关系、强调社会科学研究应该加强对历史资料的运用,并主张从社会历史情境来理解个人生活。他甚至提出了“所有名副其实的社会学都应该是‘历史社会学’”的偏激观点。参见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张强、陈永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54-177页。
[1]例如侯杰、范丽珠,2001,《世俗与神圣—中国民众宗教意识》,天津人民出版社。金泽,1990,《中国民间信仰》,浙江教育出版社。乌丙安,1995,《中国民间信仰》,上海人民出版社。
[1]葛兆光:《认识中国民间信仰的真实图景》,《寻根》1996年第5期。
[1]该研讨会的论文后来集结出版。参见《“民间”何在谁之“信仰”》,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中华书局2009年出版。
[1]金泽:《民间信仰:推动宗教学理论研究》,载《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2008)》,主编金泽 邱永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93页。
[1]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1页。
[1]在学术表述中,“实证研究”通常会与“经验研究”、“田野调查”、“社会调查”等概念纠结或混用,类似而又相异。就宗教研究而言,我们可以参见杨凤岗:《田野调查的方法与步骤》(载宫哲兵著《宗教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武汉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48-66页)、杨凤岗:《基督宗教研究与社会科学的革命——论科学的宗教学是如何成为可能的》(载罗秉祥、姜丕盛编:《大学与基督教研究》,香港浸会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2002年出版,第241-254 页)、李向平:《当代中国宗教的社会学研究取向》(载《中国当代宗教的社会学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7页)、黄剑波:《往来于他者与自我之间——经验性宗教研究的问题及可能》(载《基督教文化学刊》年第11辑第261-27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这四篇论文,可以领略到这个概念的复杂性。
[1]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9页。
[1]参见费孝通,《学术自述与反思》,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139页。
[1]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9页。
[1]彭玉生:《“洋八股”与社会科学规范》,《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
[1]这套研究程序为:一项研究要从问题出发,然后综述相关文献和理论、讨论各种不同观点和可能的答案,进而从中抽出假设命题;之后测量概念,收集数据,设计分析方案;最后分析数据以检验假设,并做出总结。八个部分各行其职,环环相扣。参见彭玉生:《“洋八股”与社会科学规范》,《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
[1]我们在运用上述概念时,往往是随意地对其界定,并无严格的测量指标,导致不同学者有各自的观点。因此,这里还有一个要紧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功利性、社区整合、心理安慰、道德教化进行操作化地测量、观察?这还有待深入调查和分析。
[1]布鲁默主张的“触引性的概念”(Sensitizing concepts)是一个与“决定性的概念”(Definitive concepts)相对的概念,这种 “触引性的概念”并没有绝对清晰的定义或度量准则,对社会研究员来说这些概念只能起着引导性的作用,令他们能够知道自己研究的对象和方向。参谢立中编:《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1页。
[1]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21页。
[1] [美]罗伯特·帕特南著,:《使民主运转起来》, 王列、赖海榕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页。
[1]参见徐姗娜,《民间信仰与乡村治理——一个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东南学术》2009年第5期。类似的研究,另请参见苗月霞,《乡村民间宗教与村民自治:一项社会资本研究——兼论韦伯关于宗教社会功能的观点》,《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张培新,《台湾宗教组织运作的社会资本考察:以慈济功德会为例》,《中山人文社会科学期刊》,2006年第1期。
[1] [法]雷蒙·阿隆:《社会学的主要思潮》,葛智强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页。
[1] [美]罗纳德·L·约翰斯通,《社会中的宗教——一种宗教社会学》,尹大贻、袁亚愚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页。
[1]费孝通,《学术自述与反思》,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4页。
[1]宗教的社会学研究,致力于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宗教和社会的相互关系,既探讨社会、文化和人的心理、行为对宗教的发生、发展及其结构与功能的影响,也探讨宗教如何反过来影响和制约社会、文化和人的心理、行为。从某种严格的意义上说,宗教社会学所研究的,不过是社会上各种运动与制度所体现的种种思想关系和社会形势之兴衰消长过程的一个方面而已。[美]托马斯·F·奥戴《宗教社会学·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1] 参见陈德强:《湖南道州“关仙”现象的研究》(未刊稿)。
[1]徐芳:《民间信仰的恢复与重建——以侯村女娲信仰个案研究为例》,《民俗研究》2004年第1期。
[1]岳永逸:《传统民间文化与新农村建设——以华北黎区庙会为例》,《社会》2008年第6期。
[1] 符平:《殿观重建背后的权力关系》,载《从书斋到田野:宗教社会科学高峰论坛论文集》(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5-178页。骆建建:《村庙重建与地方社会:来自江南的个案》,载《从书斋到田野:宗教社会科学高峰论坛论文集》(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7-222页。
[1] [美]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范丽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朱海滨:《中国最重要的宗教传统:民间信仰》,载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民间”何在谁之“信仰”》,中华书局2009年出版,第53页。
[1]黄瑞祺,《批判社会学—批判理论与现代社会学》,台北:三民书局1996年版,第109页。
[1]涂尔干:《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出版1995年,第78页。
[1]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张强、陈永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9页。
[1]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张强、陈永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一章、第十章的内容。
[1]麦克·布洛维:《公共社会学》,沈原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59页。
[1]麦克·布洛维:《公共社会学》,沈原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7页。
[1]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载《学术自述与反思》,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7-142页。
[1] [日]清井和夫:《社会学原理》,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1]冯今源:《关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再思考》,载《中国民族报》2010年05月27日 。
 
Outline of Sociology of popular religion
 
chenbin
Abstract: At present, popular religion has become a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Compared with folklore, history, anthropology and other disciplines, the sociology of popular religion less involvement. This paper presents a set of "Outline of Sociology of popular religion", that is five research aspects such as the reality of research from a sociological approach, research methods, research perspective, the use of theory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Current research,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earch, theory of interpretation, critical research. The Outline hopes to achieve three objectives: One is called sociology scholars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henomenon of popular relig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phenomenon of popular religion ranks; the other is to provide a set of popular religion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orientation , research methods, research perspective, explain the position of the path and research for other disciplines critical or reference; The third is to be able to avoid the awkward position from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to explain the Chinese experience which is founded in Christianity and to promote China's domestic construction of sociological theories about religion.
 
 
Keywords: popular religion; Sociology; relationship of research; empirical research; Critical research
 
作者简介:陈彬(1975-),男,湖南沅江人,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讲师,社会学博士,主要从事社会学理论与宗教社会学研究。 
项目来源:本研究为笔者主持的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湖南地区农村宗教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探讨》(项目批准号:09CZJ011)的阶段性成果。本研究同时得到美国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中国宗教与社会项目”课题的资助(项目批准号:4301-39564),在此一并致谢!同时本文完成后,得到了我的两位硕士生陈德强、刘文钊的批评与建议,向他(她)们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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