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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沈钧儒三次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前因后果

发布时间:2014-12-22 23:03:50    来源:湖南师范大学 肖建平    阅读次数:
      作者简介:肖建平,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共党史硕士研究生(湖南 长沙 410081)
 
      1963年元旦,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宴会上对沈钧儒一生的丰功伟绩作了精辟总结:“沈钧儒老人今年九十岁,我们为他祝贺。沈老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他曾经为民主、为社会主义奋斗到老”。6月11日,沈老仙逝,政学研各界对其政治身份和革命事业进行盖棺定论,定论在周恩来评价的基础上有所增益,公认的有三条:“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为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生”。这一定性基本准确而全面地总结了沈老一生主要的贡献。唯独欠缺一条:一名党外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纵观沈老的一生,自始至终都做到了对中国共产党无比信赖、忠贞不移。新政协会议召开后,沈老的政治思想更是已经完全入党,并翘首期盼能够在组织上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事与愿违,由于沈老特殊的身份和地位,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沈老入党的夙愿都没能实现,抱憾终身。

一、沈钧儒一生中三次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始末
     沈钧儒自晚清、中华民国至新中国成立都一如既往地站在中国革命、改造和建设的潮头,成为了中国“宪政运动”第一人、民主法治运动的旗手、新政协运动的首创者和推动者、新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艰辛开拓者。沈老于而立之年正式投身革命事业,时间虽然较晚,但接下来半个多世纪的为国奔波操劳生涯却极具首倡精神和转变意识。
1907年,沈钧儒30岁,由他领衔向晚晴政府递交的《民选议院请愿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是开启了沈老一生政治革命岁月的序幕;二是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民主宪政运动的先河。因为《民选议院请愿书》是当时第一份要求政府当局开设国会的请愿书,成为以后国会情愿运动的先导。沈老在《我的生平》中也回忆到:“民国以前的宪政运动,可说是由我开头的。”这次请愿运动失败和“预备立宪”运动的真实面目被揭穿后,沈老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观念有了颠覆性地改变,他回忆到:“看出了清廷的所谓预备立宪,只是一种欺骗,清政府已不能维持多久了。”在留学日本经历、宪政运动失败、“五四”爱国运动的三重影响下,沈钧儒放弃了通过帮助执政当局进行变革以达到政治抱负的“曲线救国”思想,转而投身革命运动,以图推翻反动腐朽政府。“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沈老先后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反对徐世昌非法篡取总统、曹锟贿选和孙传芳阻碍国民革命的活动。沈老的拳拳赤子之心,不言而喻。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沈老对国民党对内实行“攘外必先安内”,对外采取不抵抗的政策极为不满,多次公开表示反对。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政策不得人心,沈老通过对比发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和联蒋抗日的政治主张,才是救国良策,因此,他响应中共主张,呼吁举国上下团结抗战、同御外辱。“七君子”事件时期,当沈老在法庭上被问到“你知道你们被共产党利用么?”,沈老“君子坦荡荡”般地回答说:“假使共产党利用我抗日,我心甘被他们利用,并且不论谁都可以利用我抗日,我都甘愿被他们为抗日而利用。”
在日本侵华、民族危亡而国民党消极抗日、共产党积极抗战的历史背景下,沈老毅然放弃功名利禄,向正义的一方靠拢。沈老以“共产党朋友”定位自己的政治身份,经常去曾家岩“周公馆”与共产党员商讨国事,在此过程中,沈老接触到了更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并深感可信。于是,1939年夏,沈老向在重庆的周恩来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当时周恩来考虑到沈老是救国会和民盟等多个政治组织的领袖,在民主人士中声望很高,留在民主党派中意义更大,就答复说:“先生现在是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不参加比参加了作用更大,对工作更好。”沈老认为恩来先生的答复有说服力就暂时搁置了入党的想法,为民族大计需要,“做个非党的布尔什维克”。事后,沈老同古念良的谈话中提及了入党之事,“我很想能再活二十年,做个光荣的共产党员,可恩来先生说,我留在党外能起着更大的作用。那么,我只好服从党的决定,做个非党的布尔什维克”。虽然入党的愿望没能实现,但这并没有打消沈老了解中国共产党政治理论和救国的念头,他反而更加积极阅读关于延安的报道和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著作。这就是沈钧儒第一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始末。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梦想并肩作战,致力于同国民党一道建立真正民主的、真正人民的联合政府,可国民当局一意孤行,单方面撕毁《双十协定》,不顾人民群众的反对,发动内战,政治上打压民主党派、迫害左派民主人士。尤其是将当时势力最大、组织最广的民主党派——民盟,污蔑为“与共匪勾结一气”,宣布为“非法团体”,要求“解散总部”、“停止盟员活动”,还要求民盟负责人辞职并密切监控其活动。民盟主席张澜迫于压力,于1947年11月6日公开发表声明“通告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本盟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即日解散。”沈钧儒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以及从“宪政运动”以来的革命教训中认识到妥协退让毫无意义,必须同一切反动政权斗争到底。因此,他坚决反对国民党的这一无理行径,他说:“民盟一定要继续搞下去,内地不能公开搞,就到香港去搞。”1948年1月5日,应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和帮助,沈老转战香港,于历史转折关头重建民盟总部,恢复民盟活动,组织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这件事不管是对沈钧儒一生的革命事业还是民盟的政治前途都具有历史性的转折意义。沈老在《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紧急声明》中号召民盟数十万盟员“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随后,沈老还在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开幕式上指出民盟今后的奋斗方向“是站在人民的立场团结各民主党派合作,与中共在和平民主事业上密切合作。”可见,是沈钧儒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领导民盟与国民党彻底决裂,而选择了“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此后,沈老代表民盟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发表“五五通电”,表明今后政治立场和前进方向是要与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所有民主党派人士和社会贤达之士中,对新政协会议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沈老是最直接、最丰富、最伟大的贡献者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身为首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首批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沈钧儒思想意识上、日常行动上已经完全马克思主义化。完全具备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成立“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的一大人生夙愿已经实现,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另一大人生夙愿就再次涌上心头。为此,1950年7月30日,沈钧儒致函董必武,第二次提出了入党请求。8月1日,沈老接到了董老的复信,信中说到:“衡老:大示奉悉,您诚恳地热烈地企望入党的心情,我和许多同志都能理解,而且应当说不是从现在始。我拟将您的信转给中央诸同志一观,请他们考虑。”为进一步落实入党大事,次日,沈老怀着诚恳而急切的心情登门访问林伯渠,讨论了入党的愿望,并希望林老能代为转达。结果,中共中央依然没有批准,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当时中共把全部精力用在“治国”和“治党”方面,忙于作风建设、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新民主主义改造等国家大事,中央缺乏认真考虑沈老入党之事的宽松环境,对沈老来说时机不宜。二是当时75岁高龄的沈老已是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贡献卓越、声望显赫,为切实巩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政治协商制度,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中央一致认为沈老还是应当继续留在民盟的组织里,而不是被中国共产党吸纳进去。较第一点而言,这一点是主要原因,起着决定性作用。

       沈老第二次入党的请求虽然仍未如愿,但他一不埋怨,二不气馁,继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民盟、政协、人大工作竭尽余力。然而,天不假年,1962年,87岁的沈钧儒身体每况愈下,一直处于休养状态。沈老担心去世之后仍不能实现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便于9月9日,在颐和园介寿堂与胡愈之、沙千里、萨空了、范长江、沈谱、王健谈话时,第三次提出了入党的问题,谈话中甚至提出了“如生前不能入党,希望在我死后追认为共产党员”的打算。他严肃地说到:“我身体与精力已不如前,常感乏力,举步沉重,为了身后事,与你们谈谈,说明我的愿望。我很早就期望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前曾为此写信给董老,董老回信说要和党内同志研究。我想可能是因为民盟的工作,还不好参加。现在我仍恳求党加以考虑,如生前不能入党,希望在我死后追认为共产党员。”沈老的这次谈话精神由胡愈之整理成文,呈递中共中央统战部。统战部收到报告后第一时间讨论研究沈老入党是否该入党的问题,经协商并得到中央领导人同意后郑重地给出了与前两次一样的处理意见。据当事人,即统战部分管干部处的副部长金城的回忆,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共中央几次都未能批准沈老入党的合理请求。金城说:“沈老要求入党的事,他过去曾口头向我说过,这次接到胡愈之同志正式报告后,我即认真思考。纵观沈老一生的言行,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都称得上是党的亲密战友,革命的左派,可以认为,他确已具备了入党条件,甚至比民主人士中某些已入党的同志革命历史更长。”据此可知,民主人士成功入党已有先例,而沈老更加具备入党的一切条件。既然如此,中央为什么不同意呢?金城的回忆给出了答案。“我想如果正式吸收他入党,公布出去,以鼓励知识界民主人士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心,肯定是有重大意义的。但是,若将他作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作为党外的共产主义者,来鼓励、团结广大党外朋友,更有他特殊的意义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所起不到的作用。……经部常委会讨论决定后,十月二十七日,内部正式向中央写了报告,阐述了一致的意见:‘以民主人士中的一个左派旗帜来肯定他的贡献更为有利。’十一月一日,中央由当时主管统战工作的彭真同志批准同意,并经过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杨尚昆同志核阅,批准了我们的意见。”据此可知,中央没有批准沈老入党,是经过统战部、中央主管同志和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慎重思考后作出的重大决定。

        沈老分别于1939年、1950年和1962年三次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都没能如愿,其原因不是沈老入党资格不具备或者是条件不成熟,而是因为中央考虑到两个因素:其一,只要坚定不移地跟党走,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如高尔基一般做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像鲁迅一样做党外的共产主义战士,也和正式共产党员一样,是光荣的、高尚的。其二,沈老以民主人士左派旗帜、爱国主义知识分子代表的政治身份来肯定沈老为国为民的贡献更加有利,对于巩固和扩大政治协商制度和爱国统一战线能起到比一名共产党员更加重大的意义。

二、沈钧儒一生中三次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原因
       沈老自1907年的而立之年参加请愿运动始至1963年仙逝,几乎经历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所有的重大革命运动。他先后由一名宪政改良主义者转变为国民革命主义者再转变为民主法治运动者,但不管沈老的政治思想和救国理念怎样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而改变,始终有一条“红线”贯穿始终,这条隐藏着的“红线”也就是沈老三次请求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原因,这条随着革命进程的推进越来越明显的“红线”就是沈钧儒政治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化历程。
沈老一生与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渊源颇深,最早可追溯到“五四”爱国运动后期。期间,沈老曾先后认真阅读过《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这在他的日记和家信中都有记载,例如,1921年3月11日,沈老在日记中记下了《资本论》读后感,读后感中认为《资本论》在数量和质量方面继承和扩展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主张。“马克思的大著作《资本论》,更将共产党宣言底量及质加以扩充。资本论所贡献之盈余价值观,他自认为说明资本主义掠夺之实在的工具。……据我的意见,资本论中最好的部分,就是讨论经济的事实,因为马克思对于这些事的知识,非常精博。……他所搜罗的事实,是大多数享安乐生活之人所不知道的。这些事实是很骇人听闻的,而产生这些事实的经济制度,一定也认为一种骇人听闻的制度。”从这则日记透露出的惊叹程度可知,此时的沈老对剩余价值理论中揭露资本主义剥削无产阶级的事实和过程还是比较信服的,对劳苦大众是同情的,对“享安乐生活之人”是鄙视的。大革命时期,沈钧儒与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中共党员宣中华和潘枫涂有着思想上的碰撞和实践上的合作。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共党员的影响,沈老的思想和行动日益左倾,逐渐向共产党靠拢。为此还遭受国民党右派的排斥和迫害,例如,沈老在“四一二”政变中被疑作共党分子而锒铛入狱,几乎遭到灭顶之灾。

        大革命时期,沈钧儒的政治思想还没有完全入党,仅是左倾,但全面抗战爆发后,沈老的政治主张则完全偏向中国共产党一派,因为沈老认为“共产党是人民的党,它的政治主张是正确的,是得到人民拥护的。”解放战争中期,沈老的思想已完全“一面倒”,倒向中国共产党开辟、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沈老在民盟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式记者招待会上对外宣布民盟放弃走欧美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所谓“中间道路”,“必须在真民主真和平之中认清敌友,在是非之间,民主与反民主之间是没有‘超然的’或者‘中间路线’的存在可能”。之后,沈老又在民主人士招待会上号召各民主党派放弃“在国共之外造第三条船”的道路,“沈钧儒指出过去一些所标榜‘中间路线’,现已走不通。除参加革命或反革命,即无路可走。”在沈钧儒看来,真正的“中间路线”是不存在的,所谓的中,要么偏左,要么偏右。另外,据孙晓村回忆,解放战争时期沈老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越发坚定,有一次沈老和他谈话时说到:“调停失败,责任完全在国民党,蒋介石背信弃义,那就无法谈下去了。在奔走停留中,我发现中共说话算数,说到一定做到,他们是真正为了人民,为了国家。还有一点,中共不仅方针正确,主张正确,论个人人品,他们每个人都品质高尚,作风正派。鲁迅生前曾说过,中国的希望在他们肩上,这一论断完全正确。”这就告诉我们,沈老之所以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丝毫不是为了名利,而是看重中共的主张及其领导人的人品。这一时期,沈老还仔细研究过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著作,例如他曾于1948年2月18日和2月20日阅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并予以高度评价。新政协会议召开期间,沈老受《新民主主义论》的启发,于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提出了符合新民主主义原则的建国总路线,“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原则,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构,再加上民主集中的组织,团结协商的精神,这就成为目前我们所可能采取的总的方向和总的路线”。

       新中国成立后,沈老从未停止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更加坚信自己对党的判断和选择。据许崇清回忆,沈老多次教导民盟全体盟员要做到“听党话,跟党走”;也一再勉励身边的家人和晚辈要“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改造到老”;还经常教导大家“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并虚心向工农学习”。1962年,已过耄耋之年的沈老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感情更笃,佩服更甚。据沈老之子沈叔羊回忆,1962年10月1日,年近九十的沈老依例参加国庆庆典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问候他的健康状况,散会后还亲自扶沈老同下电梯,沈老异常兴奋。回到家后,激动地对家人说到:“我又见到了毛主席”、“我们要永远听毛主席的话,永远跟中国共产党走。”沈老从历史的视角出发,充分认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以及“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历史定论,“永远跟中国共产党走”,这既是沈老丰富人生的经验总结,也是对子女后代们的谆谆嘱托。又据孙晓村回忆,沈老因为患肺炎,注射盘尼西林过量,导致记忆力大大减退,但沈老为做到听毛主席的话,永远跟党走,把六条政治标准抄在一张纸片上,放在衣袋里,并随时拿出来学习。沈老说到:“我老了,记忆力不行了,但大方向不能错,把这六条政治标准写在纸片上,放在衣袋里,随时可以拿出来温习温习,使自己的所作所为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沈老的一生大方向从来没有错过,晚年的作为也是十分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这是沈老为人善于反思,高瞻远瞩的结晶。

       沈老逝世后,在清理遗物时,发现卧室书桌上摆放着《实践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莫斯科会议宣言》、《民主党派的性质作用和所处的政治地位》等著作。桌上还放置着毛泽东画像和歌颂延安的诗词。足见其学习进步的热忱之大和对毛泽东爱戴的程度之深。沈老一生“又红又专”,“立德立言立功”,“能党能群作前锋,先生先觉老更红,全心全意为救国,立德立言又立功”,不愧为一名党外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一生矢志不移地救国家于危难,护人民于水火。

三、小结
        沈钧儒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便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受其影响,思想偏于左倾。大革命时期,沈老的救国理念和政治实践日益向中国共产党靠拢。自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沈老从历史与现实,国民党和共产党所作所为的鲜明对比中,逐步吸收和靠近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站在民族和人民的立场上,带领统一建国同志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民主同盟等政治团体与中国共产党协同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沈老最终成为了一名非党的布尔什维克。

        沈老一生三次在历史转折关头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其根源就在于沈老自幼形成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度使命感和自晚清宪政运动以来培育的救国救民政治抱负,这是主观原因。客观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始终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民族的先锋队的政党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深深地吸引了沈老。要而言之,沈老入党的原因有两个层面,一是爱国主义情怀,这是沈老毕生走在革命潮头,追求进步的不竭动力;二是中国共产党的救国主张和指导理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完善沈钧儒政治理论和革命实践最重要的“精神食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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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沈钧儒1921年3月11日的日记,未刊,藏嘉兴市沈钧儒纪念馆。转引自周天度,孙彩霞.沈钧儒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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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沈叔羊.爱国老人沈钧儒[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
 
(发表于《党史文苑》201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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