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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抉择——沈钧儒与新政协会议的召开与维护

发布时间:2014-12-22 23:09:37    来源:湖南师范大学 肖光荣 肖建平    阅读次数:
        对新政协会议贡献最大的民主党派是民盟,而民盟中又数沈钧儒的功勋最为卓越。民盟作为由“三党三派”组成的政治联盟组织,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势力最大、组织最广的民主党派,主席是张澜,但1947年底民盟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及总部被查封后,留在上海的张澜因年事已高且受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行动不便。此后,民盟大小事务主要交由沈钧儒、章伯钧等负责。因此,民盟与新政协会议召开前后有关的政治活动事实上都是由沈钧儒直接或间接操办的。

        沈钧儒的卓越功勋以历史时间的递进关系为划分依据具体体现在三大方面,即1949年新政协会议召开的前期努力、期间付出、会后实践。会议前期最伟大贡献是引导和领导民盟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期间是竭尽全力协助确定新政协会议的性质流程、代表名单、“三大文件”以及创建民主法治的新中国;会议之后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三化”(规范化、科学化、马中化)和民盟、政协、人大工作进入正轨。这三大层面的贡献充分凸显了沈钧儒历经民主维新道路、新民主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后政治立场和思想意识的重大转变。即是说,沈老通过革命的洗礼后,在历史转折关头下,毅然而然地站在了人民的立场,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从“第三者”转变为中国共产党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一、会议前期:引导民盟转向新民主主义道路
政治协商会议肇始于抗战初期,抗战伊始,政治对立屈从于民族大义,各党派各团体心照不宣地发挥了政治协商合作的精神。在诸多的政治党派中,民盟与政治协商会议渊源极深,其成立之初便期许和赞赏政府当局“延致党外人士”以团结各方,集中力量,“回忆抗战之初,政府延致党外人士,始为国防参议会,继为国民参政会,凡所以团结各方,集中意志者”[1](6)。抗战反攻阶段的1944年民盟正式之日发表了对抗战和国民党的政治主张,该主张继承了以往的政协精神和路线,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战时各党派联合政权。1947年,面对国民政府的强力打压保护政协路线,发扬政协传统,犹如民盟一届二中全会决议中号召“保护政协道路,重视政协精神,发扬政协传统”[1](292)。1948年,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更是反对国民政府将其宣布为“非法团体”并勒令解散的无理行径,转而发表“五五通电”,出力响应中共召开新政协的号召。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民盟与国民党在政治立场上的彻底决裂,“五五通电”则标志着民盟正式放弃了“在国共之外造第三条船”[2](645)的政治主张,走上了与中共同策民族复兴大业的新民主主义道路。但是,不管是与国民党决裂还是向共产党靠拢,与民盟其他任何盟员相比,沈钧儒都起着首要的、核心的作用。沈老不顾自身安危救国家于危亡,出人民于水火的爱国作为与其自青年时固有的正确政治思想和自抗战后政治立场的适时转变息息相关。
沈钧儒于1875年出生在书香门第,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科进士,受过良好教育,尤其擅长政治和法律专业。自晚清至抗战时期,沈老的政治思想集中于立宪救国方面,抗战爆发后,在继承宪政思想基础上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追求民主共和。解放战争时期,沈老的民主法治思想逐渐接近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也逐步转向共产党。代表事件就是沈老不顾被当局认出的危险依然留着胡须转移革命阵地至香港,而后重建民盟并引导民盟转向新式革命道路。

       1948年1月5日,在沈老88年的革命生涯里有着标志性的转折意义。是日,沈钧儒罔顾国民党局的非法打压,筹办和主持召开了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凝聚了民盟本已分散的人心,引导其重新加入到救国救民的政治斗争中。更具重大意义的是,沈老借鉴以往的革命经验,吸取过去的斗争教训,带领民盟重新站队,从抗战初期的“今后领导国人,挽回大局,仍不能不以望于执政之国民党”[1](P5)调整为放弃发动内战、祸国殃民的国民党,“过去国民党发动内战,加诸人民的痛苦太深了。反过来看中共在解放区实现了土地改革,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这是民主与反民主鲜明的对照”[1](368)。可见,此时此刻,沈老的政治思想实现了历史性的升华和转变,在国共所作所为的强烈比照下,在人民民主思想的再次引领下,他号召民盟全体盟员顺应时势,遵循新的革命方针,配合中国共产党坚持走群众路线,和人民站在一条阵线[1](369)。尤其是在沈老赴港前后,对国民党的本质和“中间路线”的看法有了改变,他在香港大酒店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时,坦言今后民盟“必须在真民主真和平之中认清敌友,在是非之间,民主与反民主之间是没有‘超然的’或者‘中间路线’的存在可能”[3](313)。接着,乘民盟总部新春聚餐之机,沈老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过去一些所标榜‘中间路线’现已走不通。除参加革命或反革命,即无路可走”[3](314)。

        可以说,没有沈钧儒,民盟就不可能在内战胜负未分的1948年初,选择与国民政权分道扬镳,转而“一面倒”,倒向新民主主义道路。正如周恩来事后总结到:“民盟三中全会在香港召开,成立总部,一直到现在,沈钧儒、章伯钧二位先生重新树起民盟旗帜,领导工作,大家一同努力奋斗。这个时期一句话说,就是‘一面倒’,倒在新民主主义方面”[4](152-153)。沈老带领民盟放弃走欧美资产阶级议会道路的政治主张而倒向新民主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条战线”实施的重大成果,反过来,这一成果又扩大了统战工作的战果,最终为解放战争的早日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提供了坚实而广泛的政治基础。

二、会议期间:殚精竭虑筹备新政协和创建新中国 
        抗战伊始,沈钧儒便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密切联系;内战开始后,沈钧儒即预言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今后我国政局的发展,不会再像北伐战争那样,是从南方向北方挺进,肯定是从西北或者说是从北方(意指人民解放军)向南方进军,非如此则别无任何出路可言。”[5](198)但面对国民党的高压态势,为长远大计着想,沈老听从共产党建议,转战香港坚持斗争并与中共联系更加密切。沈钧儒在香港铜锣湾哥顿道7号的住所更是成为民盟的指挥中心和在港民主人士、社会贤达的议政集会重地。此外,沈老还与中共主管的《华商报》接触频繁。当他看到《华商报》刊登的“五一”口号第五项提议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时为之眼前一亮。更振奋人心的是,为配合“五一”口号,当日毛泽东亲自致函李济深和沈钧儒,信中认为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时机已然成熟,但欲实现这一目标,先要请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代表与中共一道召开政治协商会议[6](301-302)。同时,中共中央在致香港分局的电文中,也指示要邀请沈钧儒等北上解放区共商国是,并“首先征询李济深、沈钧儒二先生的意见电告”[7](149-150)。沈老见信后立即与各爱国民主人士商量,表示要积极响应。4日后,沈老代表民盟与其他民主人士一道连发两电,分致毛泽东与解放区同胞、全国同胞。两电内容一致,包括有四层含义,一是“南京独裁政府,窃权卖国,史无前例”[8];二是“解放区所至,浆食传于道途”[8],解放战争“胜利已可期待”[8];三是赞扬中共“五一”劳动节口号“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曷胜饮企。”[8];四是要与全国人民“共同策进,完成大业”[8]。这一著名的“五五通电”意味着沈老带领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共同向全世界宣布联共反蒋的政治主张,反响空前,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反蒋统一战线。紧接着,为争取早日召开新政协会议,在沈老的首倡、宣传、推进下,新政协运动在港如火如荼地开展。为配合新政协运动,在沈老的努力下,民盟还发表了《中国民主同盟响应中共“五一”口号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倡议书中号召携手共进,“为结束独裁统治,实现人民的民主新中国而奋斗”[1](431)。
香港新政协运动期间,沈钧儒的政治思想有了较大转变,逐步趋于马克思主义化。赴港之后,沈老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立场出发,彻底抛弃了对国民党的最后一丝憧憬和同情。他在接受《华商报》记者采访时代表民盟发表了对时局的看法,看法折射出上述思想,“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讲,我们既反对这样一个和人民对立的坏政府,就非要建立一个真正能代表人民意志的政府不可。”[9]为将这一思想付诸实践,进一步深化与中共的合作,沈钧儒率领民盟主要负责人选择第一时间北上解放区,为接下来的其他5批北上进入东北和华北解放区的爱国人士起到了带头榜样作用。
到达解放区后,沈老即表示“愿竭所能,借效绵薄”,致力推动民盟、各民主党派与中共肝胆相照、精诚合作,在沈老的努力下,《关于召开新的政协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经在港民主人士商讨后,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奠定了新政协会议不可或缺的政治基础。从救国会中推选新政协代表时,王照时、庞荩青都向沈老邀功,结果沈老秉公处理,二者都未当选。总之,沈老对新政协筹备会的组成单位、人员名单、召开时间、地点、流程、性质、任务等大小事宜都提出了许多极具建设性的意见,对新政协的胜利召开和会议效果的发挥,沈老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终于,在各方共同推动下,1949年6月与旧政协性质完全相反的新政协筹备会议召开。会议期间,沈老出席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在开幕典礼上发表了演讲,讲词围绕“两个基本”展开:这次筹备会议表明蒋政权的反革命统治已基本摧毁;人民解放战争已基本奠定了全国性的胜利[10](282)。已过古稀之年的沈老当选为筹备会副主任,还积极参加筹备会常委设立的第一小组(拟定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代表单位和名额)和第四小组(负责起草“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工作。从6月初的筹备会到9月底正式会议,沈老既代表民盟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又阅读、审批一大批政府、法院文件,还接待各类宾客,参加各种会议,辛劳程度不亚于任何人。
新政协会议召开期间,沈钧儒的政治思想集中反映在他代表民盟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这次发言是其对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革命斗争认识的高度概括性总结,也是对新中国成立前的政治意识和建国思想的深入阐述。一方面,沈老从新政协与旧政协的对比中认识到旧民主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只有由共产党探索、开辟、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道路才能带领国家和人民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旧政协召开时,沈老“希望国民党反动派有所觉悟,停止反共反人民的内战”[1](586),而今,新政协“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团结一致,共同商量,办理革命建国的伟大事业”[1](586)。这是沈老向世人再次表达其政治立场的重新抉择。另一方面,沈老对今后新中国的建设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原则,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构,再加上民主集中的组织,团结协商的精神,这就成为目前我们所可能采取的总的方向和总的路线”[1](588)。在此,沈钧儒由衷地认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历史定论;在此,74岁高龄的沈老“晚霞尤朝辉”,决心在有生之年一如既往地团结在中共的旗帜下,殚精竭虑完成新政协会议所赋予的使命,为建设新中国添砖加瓦,为造福中国人民贡献最后余力。

三、会议之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和政协、人大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沈钧儒建议,中国人民救国会顺应局势的变化于12月18日宣告解散。沈老虽然卸下了救国会负责人的历史重任,但报效祖国的愿望片刻不敢遗忘。他说:“今后,救国会是不存在了,我们救国会同人愿意紧紧跟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后,为人民服务,为建设新中国而积极努力。”[11]此后,沈老为将新政协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和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这“三大文件”所体现和倡导的民主法治精神付诸社会实践以切实捍卫新政协会议来之不易的政治果实,从三个层面着力。

一、法治建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民主化、科学化、马中化。沈老以研习法律见长于人,闻名于世。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当日,毛泽东就意味深长地对“法律专家”沈钧儒说到:“沈老先生,我们要向你这个法律专家请教。咱们打败了蒋介石,要建立人民共和国,要建立人民的法律,在这方面,还需要沈老先生多出力呀!”[12]这既是对沈钧儒个人品质和学术能力的认可鼓励,更是寄予厚望。沈老是中国法学研究和政法系统的开山鼻祖之一,1949年6月被推为新法学研究会筹备会主席,10月1日被任命为新中国首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9日又实至名归地当选为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和法治委员会委员。沈老在任期间,倾力建立、完善中国的司法治度、审判制度和各类法律法规,还领导最高人民法院协助党中央开展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运动、“五反”运动,并多次亲任审判长。
沈老的一生也可用“三反”、“五反”来总结,“三反”包括反卖国(抗战时期)、反专制(解放战争时期)、反腐败(建国后);“五反”是指反对各时期的政治领袖误国误民,有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曹锟贿选、反对孙传芳阻碍国民革命、反对蒋介石片面抗战一党专政、反对汪精卫变节投敌。作为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第一任院长、法学泰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社会的发展方向起着决定性的各项法律、规章都留下了沈老的笔迹和心血。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以及备受各界和沈老重视并为之倾注大量精力的第一部“真正民主的宪法”——“五四宪法”。在沈老的宪政思想中,他极为重视决定社会性质和前途的宪法的制定和落实,因为他认为“吾国政治之病在于无法,而数年来政治之祸,尤在于坏法”[13](79)。这一见解相当精辟且深刻。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宪法的根本政治保障,这就要求宪法必须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集体意志。惟其如此,才能得到来自人民真心实意且万古长青的拥护和爱戴,“宪法之效力,宪政之推行,须有人民一致之拥护。此则在领导者之诚信,不在武力也。[14](234)”事实上,在反对国民党伪宪法的实践中,沈钧儒的宪政思想便已向马克思主义法治观靠拢,从此,他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用于修改完善自己的宪政思想并指导新中国的法治建设。

二、政协事务:既推进政协工作正规化,促使政协充分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作用,又领导民盟做到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1949年10月9日,沈老被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和常务委员。在职期间,他以团长身份率中央访问团切身指导监督西北地区社会、民族、宗教建设,落实了党的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加深了各民族、各教派之间的团结互信。1955年2月张澜与世长辞,次年2月,已是耄耋之年的沈老被推选为民盟中央主席,主持民盟行政工作,领导民盟团结在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民主协商制度作出了更大的贡献。

三、人大工作:“出主意,用干部”,即明确人大的性质、职能、组织,推动人大常委会工作正规化,把关国家各部委负责领导人的任命。虽然与法治建设和政协事务的贡献相比,沈老在人大职位上花费的精力相对少些,但是,人大代表的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是中国最高权力机关,其一举一动影响巨大,在事关人大职能的重大问题上,沈老一刻也不敢懈怠。他自1954年9月27日当选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后,连续十年兢兢业业,直至1963年6月逝世。沈老在两届人大副委员长的职位上可谓“俯首甘为孺子牛”,正如沈叔羊回忆说当沈老女婿送给他一只陶制牛时感慨万分,在子女的眼中,沈老一生“从不为他自己着想,真好象一只牛似的。”[15](145)
综上可见,沈钧儒作为坚定的民主主义左派人士和爱国知识分子代表,对1949年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维护意义非凡。首先,会议前期:沈老带领救国会声讨伪“国大”、反对伪“宪法”;积极响应中共“双十宣言”和“五一”口号;重建民盟总部,代表民盟发表“五五通电”,首倡新政协运动;指导民盟各级组织从外围支援解放战争;最终,力挽狂澜成功地引导民盟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其次,会议期间:协助确定新政协会议性质,代表的政治标准和具体名单,制定《政协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共同纲领》“三大文件”。最后,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完善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促使人大和人大常委会行政工作的正规化。
纵观沈钧儒的一生具有鲜明的首倡精神,他被誉为中国“宪政运动”第一人,“七君子”领头人;是救国会、民盟和政协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新政协运动的首倡者和新中国法治建设的开拓者。沈老的一生还具有鲜明的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要求进行华丽蜕变的精神,他的革命道路有着这样的变化:青年的维新爱国——中年的宪政救国——晚年的民主建国;政治思想有着这样的变化:维新变革思想——协商民主思想——宪政法治思想;他还从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战士升华为一位党外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沈老之所以能够全然不顾个人名利、安危而始终屹立于革命潮流的前列,与其鲜明的爱国立场和进步的政治思想密不可分。当然,沈老的先进政治思想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长达50多年的艰辛辨识、转变的过程。
沈钧儒的一生与中国共产党有着不解之缘,不管是革命、改造还是建设,沈老均矢志不移地与共产党亲密合作,共同为民族大业出力。虽然他曾于1939年和1950年两次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因革命的需要和形势的变化没能实现,但沈老终生践行“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改造到老”的座右铭,晚年勤奋研习马列主义著作和毛泽东思想,努力将自身的民主法治思想和政治文化理念民族化、科学化、马克思主义化,从而更好地结合中国具体实情指导革命大业和建设事业。沈老一生高瞻远瞩、志存高远、向往真理、追求进步,为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不愧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沈老所培育的崇高的人生理念和伟大的革命精神是值得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和贤达有识之士学习和效仿的。沈老对祖国忠贞不渝,对信念坚定无比,对亲朋情深意重,对青年关爱有加,对自身严格要求的“五好”优良作风是值得一切中共党员干部和全体中国人民推崇和践行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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