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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叙伦高等教育思想

发布时间:2014-12-22 23:13:57    来源: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张绍春    阅读次数:
        马叙伦(1885.4.27—1970.5.4),浙江杭州人,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早在清末,他就投身教育事业,提出了自己的教育主张。民国时期,他三次担任教育部次长,四次任教于北京大学,多次领导教师和学生从事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1949年10月,他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教育部部长,成为新中国人民教育事业的奠基人。1952年11月,他被任命为高等教育部第一任部长。在担任教育部部长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期间,他提出了一系列闪烁着真知灼见的高等教育思想。这些思想代表着当时我国主流的高等教育思想,并在指导我国高等教育实践的过程中产生了显著的积极效果。研究马叙伦高等教育思想很有必要,将有助于认识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规律,为当今高等教育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高等教育必须密切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首先为经济建设服务
新中国成立伊始,马叙伦就对高等教育进行了把脉,明确了高等教育的目的。他指出:“我们的高等学校的目的应该是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度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建设人才。”[1]基于这个目的,他阐述道:“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的高等教育,必须密切地配合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建设的需要,而首先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因为经济建设乃是整个国家建设之本。” [1]根据当时国家情况,他作了进一步的阐释:教育建设为经济建设服务,首先要为国家工业化服务;高等教育建设计划要从国家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国家财政力量以及学生来源、情况等各种根据、条件来规定,就是说照顾“需要”与“可能”来提出。[2]他认为,高等学校决不能重蹈过去所谓“为学术而学术”的覆辙,忽视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应该根据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原则,结合基本科学知识与专门技术知识,融合理论学习与业务实习,培养出全面发展的,有真才实学的,富有分析力和创造力的专门人才来。[1]他的上述思想为新中国高等教育指明了发展方向。

二、高等教育要为工农开门,朝大众化方向发展
在旧中国,高等学校主要是对经济条件优越的人开放和服务的,而广大贫困的工人、农民及其子弟是很难进高等学校深造的,换言之,高等教育只是少数人的高等教育。在马叙伦看来,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应是人民大众的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要实现从少数人的高等教育到人民大众的高等教育的根本转变,就必须面向工农群众,为工农大众开门,朝大众化方向逐渐发展。1950年6月1日,他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提出:“我们的高等学校从现在起就应该准备和开始为工农开门,以便及时地为我们的国家培养大批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 [1]他告诫高等教育工作者:“应该以教育工农青年与工农干部视为自己光荣的职责,应该用力克服轻视工农、脱离工农的不正确思想。” [1]为了做好向工农开门,他主张做好如下两项工作:

(一)招生和教学向工农倾斜
1950年马叙伦指示各高等学校,“注意招收具备入学条件的工农干部与工农青年,进入自己的学校学习,并在他们入校以后,加以各种必要的帮助和关顾。” [1]

(二)高等学校附设工农速成中学,使之成为高等学校预备班[1]
马叙伦指出,工农速成中学“是专为培养工农干部以及优秀的工农青年,准备将来升入高等学校进一步深造,培养成高级建设人才为目的的。这一种学校所收的学员,对他们的要求要比较严格,一定要有高小毕业的文化程度,要有上进的志趣、有长期学习的决心、能修完高等学校的课程的人方合格。……这是国家有计划地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专门家的一个重要步骤。不办这类学校,不办好这类学校,工农出身的人就无法在短时期走进高等学校的门”。[4]他强调,这种学校要实行分类的教学计划,采取速成办法,使工农干部以及优秀的工农青年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中学课程的学习,毕业后直接升入高等学校。[3]

三、改造旧的高等教育与创设新型高等学校并举

(一)对旧的高等教育必须作根本的改革
马叙伦认为,“新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任务,是要把半殖民地性质的、深受欧美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毒害的旧的高等教育,彻底转变为工人阶级思想领导的、适合国家建设需要的新高等教育。” [3]1950年他在全国高等学校会议上指出:“我认为对于每个教育工作者,明确地认识这种新旧教育在本质上的区别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新教育与旧教育乃是两种不同社会经济的反映,它们之间的区别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的性质和新民主主义教育性质的区别,是不能有一点含混的。我这段话自然也包含旧日的高等教育在内,旧中国的教育,不能不是‘旧政治经济的一种反映和旧政治经济借以持续的一种工具’。这一性质不能不体现在各级教育的方针、任务、教育内容和方法等一系列的问题上。我们对旧教育的性质和基本精神,是决然应该否定的。对旧教育的内容、制度和方法,是必须改革的。” [5]他主张,改造旧的高等教育应该有步骤地谨慎地前进,拖延时间不愿改革是不对的,企图用粗暴的方法,急于求成也是不对的;同时,在建设新高等教育中要尽可能地吸收旧教育中一切对人民有利的合理成份,而不允许加以忽视或拒绝。

(二)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收回教育主权
新中国建立之前,外国教会在中国设立了24所高等学校,约占中国高等学校总数的10%。[1]外国教会通过提供经费与津贴等方式控制了这些学校的行政权和财政权,并进行文化浸透和文化侵略,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教育主权。从1950年8月天主教会驻辅仁大学代表煽动闹事、停发该校师生补助费起,马叙伦就着手处理这些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9月25日,他强调了如下五条原则:“(一)在一个独立民主的国家里,不允许外国人办学校,除非是他们的侨民自己设立而为教育他们的子女的学校,这是世界通例。(二)外国人在旧中国所办的教会学校,因为它已经办了多年,所以必须在它真实的遵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及教育方针与法令的条件下,可以暂时允许它继续办,但中央人民政府保有根据需要以命令收回自办的权利,更绝对不允许新设这类性质的学校。(三)宗教与学校教育是两回事,必须明确分开,不允许任何曲解与含混,在学校课堂内不允许进行做礼拜、查经等宗教活动。(四)教会设立的高等学校,可以设宗教的课程,但只准是选修,而且不允许任何强迫与利诱学生选修宗教课程。(五)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最近颁布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和《私立高等学校管理暂行办法》是全国私立高等学校都要遵守的法令。” [6]他认为,教会与辅仁大学的关系只是补助经费及主持宗教选课,不能涉及学校行政及其他,否则便是违反共同纲领及教育方针与法令。10月12日,他明令接收辅仁大学自办。1951年1月16日,他在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会议上提出,根据接受外国津贴的程度的不同来具体处理这类高校,如处理经费全部来自外国的高校与处理一部分经费来自外国的高校应有所不同。在处理过程中,一般地应该维持学校现状,不迁校,不合并,不调整院系。关于这些学校中人员的处理,原有外籍董事应该一律解职,外籍人员不得担任行政职务;外籍教师除反动有据者外,可以留任,如果不愿留的,可以允许他离开;中国教职员工不分宗教信仰一般原职留用,使他们安心继续工作,政府接办的学校,经费照旧。[7]

(三)开展政治理论学习,进行教师的思想改造
马叙伦主张,中央人民政府接管旧的高等学校后,应立即开设《新民主主义论》(后改为《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三门课程,作为全国高等学校共同必修课程。要通过政治课及时事政策教育和参加各种社会改革运动的实际斗争的锻炼,使高校学生们的思想有显著的进步,确立起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和为祖国建设需要而学习的态度。与此同时,他提出,要正确贯彻团结改造知识分子政策,加强全国高等学校教师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以改造他们的思想,肃清高校中的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反动思想,提高全体教师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3]他认为:“思想改造、理论学习与教学业务不是对立的,相反,只有思想提高并把它贯彻到教学业务中去,我们的教学工作才能够搞好。” [2]

(四)创设新型高等学校
新中国建立之初,马叙伦积极主张创办中国人民大学,“以吸收工农干部为主,采取苏联先进经验,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使之成为培养国家建设干部的新型学校。” [3]他提出,由教育部与各业务部门合作,加强中国人民大学和其他新型高等学校的教育设施,创设各种专科学校,并在各大学各学院添设必要的系和设立切合实际需要的专修科或训练班。 [1]

四、系统地学习苏联教育建设经验,调整院系,设置专业,进行教学改革

(一)调整院系,设置专业
针对新中国建立初期高等学校地区分布不合理、师资设备分散、效率与效益低下、系科庞杂、教学不切实际等问题,马叙伦提出:依据苏联高等学校制度,进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从庞杂纷乱的旧大学中取消院的一级,调整出工、农、医、师范、政法、财经等系科独立建院或与原有同类学院合并集中,并根据培养国家建设各项专门人材的需要,结合各校师资设备等条件,普遍设置各种专业。” [3]院系调整的原则是“着重改组旧的庞杂的大学,加强和增设工业高等学校并适当地增设高等师范学校;对政法、财经各院系采取适当集中、大力整顿及加强培养与改造师资的办法,为今后发展准备条件”。院系调整的目的是“使高等学校性质、目标明确,任务单纯,人力物力得以集中,从而学校潜力也大大地发挥起来。” [8]

(二)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教学改革
马叙伦提出,在课程问题得到初步解决之后,必须大力编译与修订苏联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有重点、有计划地翻译苏联教材,成立教学研究组,学习苏联先进教学方法。[2]他强调,采用苏联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与教材,应在不破坏科学系统整体性的原则下按中国高等学校具体情况加以适当压缩或精简。[9]他反对有的人把教学改革简单地认为是“换一换苏联教材教法就够了”的看法,指出:“除完成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制订与修订工作,大量编译教材,并积极培养提高师资以外,还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制订与贯彻实施各种必要的教学制度,以进一步使学校工作纳入轨道,更有力地保证教学秩序,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提高教学质量。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提高教学质量的各项工作中,一方面要继续克服骄傲自满,不愿学习苏联的错误思想;另一方面要注意防止不结合我国当前的具体情况,机械搬用的偏向。” [10]
此外,马叙伦还就改善师生健康状况、大力培养师资、高等教育计划化等问题作了阐述。
马叙伦高等教育思想直接指导着新中国建立初期的高等教育实践,产生了重大、积极的影响,使我国高等教育有了长足的进步和质的飞跃:

第一,强调学习苏联教育建设经验要结合中国实际,这对于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大有裨益。在他的指导下,到1954年,全国研究生已达4700多人,比1949年增加了6倍多;全国高等学校在校生达到25万多人,比1949年增加了一倍多。[11] 

第二,在他的“高等教育要为工农开门”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开启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高等教育开始惠及我国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特别是工人、农民阶级,1954年我国高等学校学生中工农成分已上升到学生总数的21.94%。[3] 

第三,在他的直接部署和指导下,1951年外国教会在中国举办的高校全部收归中国人民自办。我国教育界人士自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收回教育主权的愿望,在他的任期内得到了实现,这是中国教育战线和文化战线的一大胜利。

第四,由于全国高校认真落实了他的注重思想改造和政治理论学习的指示,当时的大学毕业生基本上都愉快地服从政府统一分配并在各自工作岗位积极工作。

第五,实行院系调整,尽管存在着削弱文法、财经等学科以及专业设置过细、专业面过窄等缺点,但总的来看是成功的,专门学院(特别是工业学院)实现了快速发展,综合大学得到了巩固和加强,我国高等工科学校基本建成机械、电机、土木、化工等主要工科专业比较齐全的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不能培养比较配套的工程技术人才的落后状况,改变了旧的高等学校设置混乱、系科重叠、教学脱离实际的状况,使高等学校能有效地为国家各项建设服务。
上述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现象,都与马叙伦高等教育思想的指导分不开。即使在现在和将来,马叙伦高等教育思想仍有着有很强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学习和研究马叙伦高等教育思想,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启示:高等教育要牢牢把握国家建设的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增加社会服务能力;借鉴外国先进的教育经验必须做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应当始终关注弱势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问题,坚持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方向;高校应当继续加强和改进思想理论教育,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参考文献
[1]马叙伦.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开幕词[N].人民日报,1950-06-14(1).
[2]马叙伦.高等教育的方针、任务问题[J].人民教育,1953,(4):12-14.
[3]马叙伦.五年来新中国的高等教育[J].人民教育,1954,(10):18-20.
[4]马叙伦.在全国工农教育会上开幕词的摘要[N].人民日报,1950-09-24(3).
[5]马叙伦. 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闭幕词[J].人民教育,1950,(3):11-14.
[6]马叙伦.为政府接办辅仁大学事 马叙伦部长发表书面谈话[N].人民日报, 1950-10-13(1).
[7]马叙伦.处理接受外国津貼的高等学校会议的开幕词(代社论)[J].人民教育,1951,(2):5-6.
[8]马叙伦.关于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计划、改订高等学校领导关系和加强高等学校及中等技术学校学生生产实习工作的报告[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 1949-1975[C].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210-212.
[9]马叙伦.关于目前高等学校改革的情况与问题的报告[A].《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 1949-1981[C].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780-781.
[10]马叙伦.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关于高等教育工作的发言[J].人民教育,1954,(10):15-16.
[11]何东昌.深切怀念马叙伦同志[N].新华月报,1985,(6):134-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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