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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国时期马叙伦教育思想

发布时间:2014-12-22 23:19:01    来源: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张绍春    阅读次数:
马叙伦(1885—1970),字彝初、夷初,浙江省杭州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民国时期的三任教育部次长,新中国的第一任教育部部长。其教育思想无论在晚清、民国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时期,均产生过重大影响。学界目前对其民国时期政治活动与教育活动关注较多,而对其民国时期教育思想甚少关注。之所以如此,关键是史料受限。笔者有幸新发现了一些相关史料。从搜集到的史料来看,民国时期马叙伦教育思想主要由整顿教育思想、教育宗旨思想和高等教育改进思想三个部分组成。

一、整顿教育思想
1921年美国著名教育家孟禄应中国教育界人士邀请,来华调查中国的教育状况并讲学。为了迎接他的到来,教育界知名人士范源廉、蔡元培、张伯苓、陶行知等人在北京组织成立了实际教育调查社。1922年1月,马叙伦作为实际教育调查社浙江省代表赴京,在该社提出了整顿教育的主张。这些主张经《民国日报》刊出,在教育界产生了较为强烈的影响,被当时教育界人士称为“差不多是从事实际教育者所同认为有急起改良之必要的”。①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组织教育调查机关
马叙伦在研究各国教育调查办法的基础上指出,各国往往是由几十位教育专家组织一个教育调查团体,需要使用若干调查经费,经历若干年月调查,方能形成若干册教育调查分类报告书。他主张:“吾国欲举行全国教育调查, 事其繁难, 不如由各省自行组织教育调查之团体,筹以相当经费,详订调查方法,分赴各地,作实际的调查”。②他强调,教育调查表册不可委托他人填写,必须是调查者亲自考察而记录下来的。如此经过若干年月之后,就可以了解和掌握全国各地教育的具体实况。

(二)改良视学制度
视学制度即教育巡视、督促、检查制度。针对民国时期视学变成了“吃饭机关”、“养老或过渡的职位”,已经腐败不堪的状况,马叙伦提出,采取如下七项措施加以治理:其一,修正视学规程。其二,详订视学庶务细则。其三,严格选拔视学人才。其四,不许视学捏造报告。其五,视学报告必须详细记述各项教育实况。其六,每年必须将视学报告汇编成册,分送各地教育家研究。其七,视学应当分科担任,例如理化科视学就专门视察理化教育实况。②

(三)整顿中等教育
1.整顿校长任用秩序。马叙伦痛斥当时盛行的中等学校校长官僚化之风:“近年各省中等学校校长莫不视同官吏,学校则视为市场。运动校长者,大半为图利,小半为造资格,其真心办教育者最小数耳。查吾省在省垣运动校长者约百余人。闻江苏省之候补校长,其数亦以百计。教育厅每委任一校长,非承长官之命,即徇巨绅之情。其人才之当否,问非所问。”他指出:“此为地方教育最危险之点”。②他的这种观点与美国教育学家孟禄的观点比较接近。孟禄在中国调查教育期间,认为中国中等教育缺点最多,而校长官僚化首当其冲。①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马叙伦主张,教育行政机关应制定和执行严格的校长选任程序。
2.解决中学毕业生不能自谋生活的问题。马叙伦指出:“查吾浙每年中学毕业生千余人,升学者不及十分之一,其余皆为游民,甚至三五元一月之生活,且不易觅。家庭社会,大受其影响。现各中学四年级生,大多数皆抱有极大恐慌。其恐慌为何?即毕业后如何生活之问题是也。” ②为此,他提出,“要使学校社会家庭化”。④
3.加强实验教学。马叙伦对当时中等学校普遍不重视实验教学的问题作了尖锐的批评:“查吾浙中等学校教授法,多偏重书本,不求实验。故所习科学不能致用教科书之程度。学生考试之成绩虽优,然所学一无所用。即就中、英、数等升学必修之科目而论,亦无实际之学力。他若物理、化学、博物、手工、图书等科,毫无实验成绩。推其原因,大半由教员自乏实验能力所致,即如最近南京高师、北京高师毕业者,亦多缺实验技能。理化教员不能解剖说明电话电灯之构造者,有人目睹。” ③为此,他主张,加强实验教学,尤其是建好理化实验室,实现多所学校共享实验设备,发挥实验设备的最大效率。“最好合数校之力,共设一所,将现有仪器归并一处。另由省酌给购置费,添置必需各件。” ③ 

(四)提高小学教师的素质与待遇
1.提高小学教师的整体素质。马叙伦指出,小学教育当时存在着教员不合格的严重问题。“查吾浙现有小学教员,总数不下一万九千人。就中师毕业者不过一千五百余人。受检定合格者一千三百余人。而未受师范教育且不合检定资格者,尚有一万六千余人,以如此不谙教育之人,任其摧残儿童身心,教育上之危险,当有甚于此者?”为此,他提出,“培养师贤,甄别小学教员,实为目前急务”。③
2.提高小学教师的待遇。马叙伦指出,小学教育还存在着另一个亟须解决的突出问题——教师薪俸过低的问题。“查吾浙各地方小学教员,月薪少者仅二四元。稍有程度者,每不安其位。”他强调,整顿小学教育,非先筹足小学经费不可。外国小学教员的俸金大多由国库或地方政府的公款开支,这是值得我国借鉴的。具体而言,在我国,县税如果不能足额支付小学教师薪俸,就应当从省税、国税之中筹集。③
二、教育宗旨思想
1929年5月13日,时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的马叙伦通过无线电台广播讲演的形式向全国阐述了教育宗旨问题。

(一)应当制定适应时代与国情的教育宗旨
马叙伦首先阐释了什么是教育。他说:“教育不是什么深奥的东西,教育的解释虽然现代的教育专门学者尚在各下各的定义,就中国的字义来说,不过是使人们觉悟和生养生长的意思。换句话说,教育不过是指导我们人类在社会上求生存的方法之一种工具,就是把人类从前求生存方法的各种经验,和将来怎样才可以得到更美满的生存方法,一五一十的来指教现在的人类。”⑤他高度评价了教育的作用:“教育是立国的根本事业,一个国家要想在世界上立得住脚,非从教育上立基础不可。” ⑤他进而强调,教育必须随时代而前进, “一个国家的教育因时代的不同、国情的不同,必须有适应时代、适应国情的一个教育宗旨,然后才能养成人民的生存的知识与技能,得到人民美满求生存的效果。” ⑤ 

(二)应当以解决民生问题为教育的途径
马叙伦赞同将民国时期教育宗旨确定为“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他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理论依据作了深入的阐述。他认为,中国当时最急要的是民生问题的解决。因为民生问题一日不解决,中国纵然拥有富饶的土地,纵然蕴藏着最丰富的资源,然而农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依然会很幼稚,依然会导致民穷财尽,导致中国人民一日不能生存。教育的目的是在使人类能得到求生存的方法,中国的教育就应当注重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而“三民主义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利器……三民主义虽然有民族、民权、民生三方面,而他的本体实在是一个民生”,因此,“教育是要以我国的三民主义做根据,以三民主义实现后的大同世界为最终目的,我们就应当以解决民生问题为教育的途径”。以解决民生问题为教育的途径,意谓教育要能充实人民的生活,要能扶植社会的生存,要能发展国民的生计,要能延续民族的生命,这样才能达到教育目的。他还提出,人民是人类生活的个体,社会是人类共同生活的集团,国家是人类政治生活的产物,民族是人类生存的一种社会形态,教育必须对个人、社会、国家和民族都能起到促进和推动作用。“对于个人必须使他有充分的生活上的知识和技能,一面还要排除他生活上的障碍,使他容易得着谋生的机会。对于社会应当培养起共同生活的德性,和社会生活的能力。对于国家应当启发谋生的方法,能够发展国民经济。对于民族须养成健全的民族分子,能够发挥民族精神,使民族能保存于人类世界”。⑤

(三)贯彻教育宗旨要取严格主义
马叙伦认为,中国此前的教育政策差不多可以说是采取放任主义。采取放任主义直接导致 “六滥”、“四恶”和“三害”。“六滥”即学校滥、办学之人滥、师资滥、教材滥、招生滥、升学滥。“四恶”即“学校往往成为个人制造势利之工具,一恶也;教员与学生虽有天才,亦遭其戕贼,二恶也;不能养成一般青年之学问品格与技能,只反增青年放浪之精神与物质之欲望,三恶也;为社会增加分利失业之徒,为国家断丧民族托命之根,四恶也”。“三害”即害个人,害社会,害国家。他提出,应当借鉴过去教育上的失败教训,纠正存在的错误,“将放任主义,一变而为严格主义;要取严格主义,教育宗旨里面所定的各项才可以做得到”。⑤
需要说明的是,马叙伦对教育宗旨的看法不是一成不变的。一年之后,他退出了国民党,对教育宗旨的认识也逐渐发生了变化。1945年,他甚至对这一教育宗旨提出了异议,认为国家对于教育的要求不再是符合三民主义要求的教育,“吾国现在所急急要求于教育者,一为改造社会、除旧布新、使社会无一不健全分子之一般教育;一为适应环境之人才教育”。 ⑥ 

三、高等教育改进思想
1945年抗战胜利后,马叙伦在上海《周报》上发表了《高等教育如何改进》一文,较为系统地阐述了高等教育思想。

(一)高等教育存在的弊端
马叙伦指出,从民国成立到抗战胜利,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着三大弊端:
第一大弊端,“集中都市之不当”。他说,北平是中国旧时的政治中心,按人口比例,是应当广设学校,但是高等教育机关却没有得到合理的分配。4所国立大学和4所私立大学,除北平大学有农学院、工学院、医学院为特殊,北平师范大学为特别造就师资的专门高校外,其他的都是“重床叠架”。各校都招男女生,而北平大学还要专门设立女子文理学院。“上海是中国的工商业区域,在此设立多所与工商业环境相对应的专科以上高校比较合理。但是20年来,专科学校却寥若晨星,而大学却多而集中,其适应于环境需要者固寥寥也。” ⑥
第二大弊端,“学科重复之弊”。他指出,从北平、上海各大学某一科目来看,普遍存在着学生上课人数少而教员兼课多的情况。即学习同一科目的学生人数少且分散在各高校中,导致教员供不应求,各校同一学科往往要聘请同一名教员讲授,不少教员每周工作量在30个课时以上(甚至有48个课时的)。这些教员风尘仆仆奔波于各校,耗费的时间相当多,虽然只用一种讲义就可以敷衍学生,但是教员每天主要忙于上课,就造成他们没有时间加强修养。如此数年,他们就会因知识老化而落伍。即使他们不被学生驱除,然而学生接受他们永不修正的初版教科书又有什么益处呢?⑥
第三大弊端,“重要实科之不足”。也就是与民族、民生前途关系紧密的一些学科如医学、农业、工业等科明显不足。他说:“以吾国土地之广大,人口之稠密,疾病死亡率之高,大学中设医科者竟寥寥,即医科专校亦极少。至农工学科之设置过少,尤为人尽皆知之事实。今后尤当一面裁并重复学科,一面增设社会需要之切要学科。” ⑥
 
(二)改进高等教育的措施
马叙伦主张,从体制、学科设置、地域分配、名称、私立高校、师资、校长等七个方面来改进中国的高等教育。
1.实行两级体制。马叙伦主张,高等教育机构只设二级:第一级,研究院;第二级,大学与学院。专科学校与学院实质上没有分别,不必多立名目。像音乐专科学校这类高校如果要改为大学,可以用学院的名称。不要设立医学方面的高等职业学校,而农、工等科则可以设立高等职业学校,归入中等教育高中阶段。⑥
2.多科联立。马叙伦提出,国立大学应以多科联立为原则。人文科学院、自然科学的理学院、应用科学的医学院为大学必设的学科机构。而农业、工业等科,则应以空间分布的关系而进行增减,且必须考虑该区域的社会需求,设立的地点不一定是省会,如果是地方辽阔、环境需要,则不妨设分院。省立大学以单科为原则,也应当视环境的需要而确定。如果当地已有国立大学的话,新设立的高校应当避免同其学科重复。⑥
3.调整地域分配。马叙伦建议,多科联立的国立大学,除首都、蒙藏外,其他的都依据地域远近、交通便利程度为原则进行划分,可将全国分为十二个区,“相其地宜而置设之,使其四方之人皆得就而学焉。” ⑥又可在此基础上划分为四个大区,因地制宜地设置研究院,以使想继续深造的大学毕业生有地方学习,想要做专门研究的教员有地方进修。
4.慎重确定名称。马叙伦提出,在确定高校名称时,一定要慎重,“以免向来为此争执之弊,如十八年本撮并北京大学及工、农、医等单科大学为北平大学,卒以北大学生力争北大名而两校对立。” ⑥
5.平等对待私立高校。马叙伦主张,私立高校不应当嫌它多,但也要绝对不允许它以营利为目的。在教育设施建设第一阶段,私立高校应侧重于实科学院的建设,建设标准应与国立、省立高校完全相同,“必不容草率取具”。同时“无论国立、省立、私立之高等机关之设备,必与世界著名之同等机关声息相通,年加充实。” ⑥
6.充实师资。马叙伦指出,尽管当时中国高等教育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近30年也不是没有进步,但与日本相比,则蹚乎其后。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教师学术程度不足与不齐。为了解决师资问题,他建议采取如下五项措施:第一,聘请正在休假中的欧美著名大学教授来担任特别讲坐;能聘请其为常任教授,自然更好。第二,与欧美著名大学交换教授。第三,送休假中的教授赴欧美著名高等学术机关研究。第四,严格评定教授资格。第五,国立、省立、私立大学轮流交换教授,以一年或两年为限。在他看来,采取上述措施,行之十年,高等教育的水平自然会普遍提升,而中小学教育水平也会跟着上升。⑥
7.任用有资望的学者为校长。马叙伦指出,中国任用大学校长完全与世界通行规则相背离。欧美、日本的大学校长,几乎都是年龄在60岁以上且在学术界有资望的学者。而在国民党统治下,“今国内大学校长之资格,几皆以党员为原则,亦即以在学校内造成党之势力为办学原则,于是连带亦造成其个人势力,而终则内部之倾轧亦起,教育二字可以高挂不谈矣”。基于此,他主张,研究院、大学、学院的院长、校长,都应当由学术界有资望的学者担任,而且各校校长应当每三年轮流调任一次。这样才“可免教育学术机关领袖营私结党以为把持久长之弊,而文教机关始可造成纯洁之风气,以谋本位之发展”。⑥
民国时期马叙伦教育思想主要由上述整顿教育思想、教育宗旨思想和高等教育改进思想三个部分组成。此外,他还提出,为普及教育起见,中小学教师必须明了汉字的构造,如此方能增强儿童识字的兴趣,使他们更容易认识汉字且运用于写作,不会犯意义不合的错误。⑦这些思想促进了民国时期教育的发展,也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造旧教育提供了宝贵经验。其中一些思想如“严防校长官吏化,学校市场化”、学校教育要社会化与家庭化等等至今仍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注释:
①予同:《读马彝初先生整顿教育之意见》,《教育杂志》,1922年第2期,第3页。
②马叙伦:《马彝初整顿教育之意见》(未完),《民国日报》,1922年1月5日。
③马叙伦:《马彝初氏整顿教育之意见》(续),《民国日报》,1922年1月6日。
④马叙伦:《马彝初氏整顿教育之意见》,《民国日报》,1922年1月7日。
⑤马叙伦:《教育部次长马叙伦播讲教育宗旨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5辑第1编 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8页。
⑥马叙伦:《高等教育如何改进》,《周报》(上海),1945年第16期,第11-13页。
⑦马叙伦:《中小学教师应当注意中国文字的研究》,《国文月刊》,1947年第51期,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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