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谷城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身为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他都以一个普通的、正直的、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身份来要求自己、鞭策自己，为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事业，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以下节选自《周谷城传》一书：
一、论“中国之现代化”
身在山城，周谷城一面参加与支持爱国民主运动，一面则继续其学术思想的研究。周谷城的学术研究有一显著特点，即不空谈理论，而是注重理论与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相结合，力求解决一些理论探讨中的重大现实问题，给人们以有益的启示。1943年6月，他连续在《新中华》杂志上发表了《论中国之现代化》的文章。他关心抗战结束后的建设问题，想在这方面作些开拓性研究的工作。
围绕国家现代化的主题，周谷城将历史与现状结合作了如下分析：
第一，对中国革命与产业革命所经历之艰辛过程作了回顾。
周谷城指出，中国产业革命所遇到的最大艰辛，即为其发展秩序未能依循常态。照理说，一国之经济发展，若达到适当程度，转成革命，则其表现，有一定之秩序可循。如英国产业革命，是逐渐演成的，其表现秩序是最为顺利的。这一秩序的过程为：首先有轻工业，如纺织业等。纺织业既盛，对外贸易乃日渐扩充。对外贸易日见扩大，于是保护贸易之军备就随之显得重要。因此，军用工业乃日益发达。简言之，由纺织工业而对外贸易，由对外贸易而军用工业。这在英国，实为极顺利之秩序。“盖后者皆所以推进前者，军用工业可以充实军备，以保护贸易；对外贸易可以畅销商品，使工业无限展开；结果是，富国固不能不强兵，而强兵亦更足以富国，对外之军备固维护国内之生产者，而国内之生产亦支持对外之军备，吾所谓英国产业革命秩序之顺利，盖谓是也。”[1]
而中国则不然，产业革命，以军用工业开其端，与英国人之以纺织业开端正好相反。周谷城认为这并非国人较英人愚笨，“实以事势有所不得不然”，英国之产业能循序演进，而中国首先企图发展新式产业，实迫于外力之相乘。国人因见外力中可怕者为军备，于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亦努力于军用工业之发展，设船政局，开制造厂，力效产业先进国之做法。但这并不容易仿效。故历时不久，弊端毕露，中国的军用工业仅有消耗而无出息。“于理固可以强兵，于事不足以富国也。世固未有国不能富而兵可以强者。”这不能不说是一惨痛教训。
周谷城还指出，中国产业革命进展之艰难，并不止于上述所言。究其艰辛之真正缘由，在于“经济先进诸国所加之拘束，更足以使其时起时蹶，不易舒展”。他详析说，当我国产业革命发轫之时，正值经济先进诸国产业革命早已完成之日。英国在1750年至1850年这一百年内，产业革命即已由发展而完成。而我国在1850年，尚无产业革命之端倪。此一对比，至少可证明吾国在经济进化途中，落于英国之后者凡一百年。经济先进一百年之国家与经济落后一百年之国家，两相接触，强弱之分是显而易见的。“落后国家经济之势力，自不足以与先进国家经济势力相周旋，况不平等条约，更利于先进国家，而于我为桎梏者。”由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经济先进国家的商品，在近数十年内，乃如潮水般涌来。他人之商品即已涌来，而我国无关税壁垒，不足以防之。且国内中产以上的阶级，新的需要欲望渐强，于是颇欢迎外来商品。积时已久，外货便充斥于国中。这样，我国固有之手工业，日渐凋残。而亟待发展之新式机器生产事业，亦由于外来商品势力之强，而抬头不起。这一事实，近三十多年来，国人中才有深知者。基于此，近三十多年内，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表现得空前强烈。中国近代出现的废除不平等条约之运动，挽回利权运动，抵制外货运动，以及其他类似运动，一浪高于一浪，实为反对外力拘束中国产业革命之表现。
外力拘束固足以使中国产业革命困顿，不易抬头。但对这一点，周谷城亦有其辩证的观点。他认为，还应看到外力拘束之紧，客观上也推进了中国的产业革命。“倘无外力之束，国人固无须力图自振，旧时之经济生活，并无不便之可言，产业革命云云，根本为不必要者。因有外力之相乘，挽回利权之运动以起，于是中国乃始步上产业革命之途。”
总的来说，外力拘束是严重阻碍中国产业革命进程的障碍。对此，周谷城进一步分析道：就事实而言，先进诸国经济势力莅临中土之日，确亦于中国经济之发荣滋长，有推动之功。以人口物品而言，最初中外通商之日，人口物品多为珍奇可供玩好之类，销售于皇室或少数达官贵人之家，除换去金银之外，于中国经济似无甚关系。稍后则入口物品由贵族玩好之珍奇转为民生日用货物，如粮食布匹等。其最著者，也是直接激起挽回利权运动之缘故。更后，则入口物品中有机器，有资本，资本之外，甚至还有技术人才。可见，人口物品，由珍奇之物转而为日用者，由日用者转而为机器，转而为资本，甚至转而为技术人才。此一转变，一方面固可证明外来经济势力之加强，然另一方面，亦可证明中国新兴经济之滋长。中国新兴经济之滋长，达到适当之程度，自当与外来经济势力相抗衡，而这对于后者是极其不利的。于是中外经济势力之间的抗衡不断，最后的结局，中国经济势力无力与外来经济势力相抗争，外来经济势力的恶性膨胀，自然阻碍了中国产业革命的进程。
第二，要加速中国的产业革命，须从组织、人才培养、思想文化等方面加以革新。
周谷城指出，中国经济势力在与外来经济势力相抗衡的过程中，已表现出自身严重的弱点：资本不雄厚，组织不健全，管理无人才，环境不适当。具体来说，中国原无大量产业资本。往日商人地主略有余资，均散在农村，借高利贷给农民，破坏农村经济。商人地主将余资专用来发展生产事业，确甚少见。直至产业革命运动兴起，商人地主之余资才开始稍稍聚集，直接或间接投入发展生产事业。然其数量微，固非经济先进国雄厚资本之对手。至于组织、管理，当更相形见绌。此外，中国的环境与产业革命的发展也是不相适应的。所谓环境不适当，周谷城认为主要指政治文化等不相配合而言。产业革命已告成功之国家，其政治设施，文化活动，常能与其产业配合而自成体系。产业、政治、文化等等之活动，不得不互相背驰，且彼此互相和谐，这就使得整个社会显得有组织性，整个文化亦表现出现代精神。而我国政治文化本身存在严重的缺陷，不适应于产业革命，甚至极大地阻碍产业革命。而外来经济势力与政治文化等配合而来，这就使得在强大的外来经济势力的逼迫下，中国产业界显得相当幼稚，固不易与之相抗衡。
中国产业革命近数十年来举步维艰，当数以上诸原因。周谷城指出，自今以后，如欲及早完成中国现代化，则国人必竭力来推进产业革命，加速现代化的实现。当然，这并非易事，首要之条件，必须使国人要对实现现代化有信心。此信心又必普遍而为人人所有。否则，信心不足，精神态度、言论思想皆与事势之发展背道而驰，那就不可能推进产业革命的步伐，甚至还会阻碍之。
说到此，周谷城认为思想上的问题，有一个国人皆感兴趣的问题，有必要提出来讨论。这就是国人对宋明以来的理学极感兴趣，认为“欲重加发皇，以为救时之良药。”周谷城却不以为然。“吾以为理学之重加发皇，纵不至障碍产业革命之进行，但无论如何，不能推进产业革命，以加速中国现代化。理学之效用，固未可以抹煞者，特其效用之在今日，实已至于极端，再加发皇，使国人精神萎靡，事或可能，欲使国人新生蓬蓬勃勃之朝气，则未可必。”今日国人生活，受理学影响甚深，生活习惯等，可说是理学影响之结晶，且许多美德，如安贫守分等等，皆可视为理学影响之表现。但这些美德，仅能应付贫困生活而已。若要推进产业革命，其精神动力必另有所加。倘若所加者为与宋明理学相类似之物，或竟为纯粹之理学，则产业革命之大轮，固仍推不动。尤其是青年人若羡理学之美称，相率埋头于故纸堆中，薄科学而不屑深究，则结果之恶，将非发皇理学者所可逆料。
要推进产业革命，除了思想上要适应外，还有个人才问题。“人才之培植，自始至终，为推进产业革命之一要件。”周谷城指出，中国积极培植新式人才，自废除科举制度以后，至今日，也已数十年了，人才也培养了不少，但实际作用却并不显著。“盖以时当草创，人未能尽其材，材未能尽其用，而浪费者太多也。自今以往，为应付急需起见，广派留学，尤为刻不容缓之图。”派人留学对中国实现现代化是有益的。
说到“现代化”，周谷城认为，思想未能现代化之人，生活未能现代化之人，皆不足以语此。思想以及生活习惯之现代化，在经济先进诸国，是随产业革命俱进的。今日在落后的中国，为欲迎头赶上他人之步伐，必先培养思想及生活习惯彻底现代化之人，以推进产业革命。否则，是难而又难之事。诚然，培养新式人才的办法较多，学校训练，言论鼓吹等都起作用，然最显著者，或收效最大者，远不如身居国外，所受物质环境刺激之深且显著。身居外国，为时纵短，然所经历者为已经现代化之环境，因之思想态度，生活习惯，可以改造于无形之中。归国以后，能否完全担当推进产业革命之重任，换言之，能否使中国日趋于现代化，固未可断言，但留学者对于现代化之分野，了解必较他人为深。何者为现代化，何者非现代化，他取何态度，是较清楚的。
推进产业革命的思想亦已深人人心，人才具备，是否说就可搞现代化呢?周谷城认为，条件尚不完备。还有一不可缺少之要件，即组织。如何理解“组织”的要义呢?中国并非完全无组织，如木工有会，铁工有会，游戏娱乐，由会主之，议事决策，由会主之等，这都证明中国社会有组织的存在，然这些组织并不能适应现代化。周谷城指出，他所言之应付现代化之组织，或说推进产业革命之组织，与国人所常提及者不同：(1)非每一工厂、或每一产业单位自身之组织；(2)亦非召集众人，以纪律相绳之团体组织。他所言之“组织”实与英国罗素的“科学的组织”意义相当。其中要义为社会各部之“相需”。经济与政治，彼此相需，经济政治与学术文化，彼此又复相需。“相需”，即社会每一部分之所为，常为他一部分之所需要，于是，社会各部分都有存在之必要。若相需之义失，则每一部分之所作为，不知如何应付他部分之需要。于是，社会各部分，对社会全体而言，均成无用之物，各部分无活动目标，则社会全体即呈现混沌而无秩序之状。换言之，即社会无组织也。
周谷城认为中国近数十年来，推行新政不为不力，经济界有新组织，政府中有新机构，教育界有新设施。现代国家所有的组织，我国亦大体具备。然而从实际意义上来说，中国社会并无强有力的推进产业革命的组织。社会各部分之所作所为，彼此之间，并未具备相需之义。“产业界之所需求，政府未能为之立办，最近过去之苛捐杂税，其一端也；教育界所培植之专门人材，整个社会以产业未充分发达之故，或竟无处收容，任其闲散，此又一端也；产业界，经济界之潜在要求，为崭新而具现代型之社会生活，然思想界，文化界或不足以语此，而执旧日之思想习惯以打击之，此又一端也。社会中之部门或要素，虽已渐具新型，而相需之义未明，终至各部自身之效用不彰，社会亦停滞于无组织之境。”[2]
周谷城指出当时中国社会虽有组织，或说有各部门，然组织间、各部门间却无相需之义。所谓无相需之义，即各部门彼此不配合。倘若趋于完全配合，这对推进产业革命有利。也只有各部门之间的完全配合，才谈得上有相需之义，或说存在“科学的组织”。
第三，劳动对推动中国产业革命起了极为有力的作用。
如前所述，组织、人才、思想等固皆所以推动产业革命，“然直接推动之力之大，莫过于劳动。”周谷城认为他所说的“劳动”可从两方面来理解其含义：一则从国民之构成言，另一则从劳动问题言。中国要发展产业，推进产业革命，实现孙中山先生之民生主义，不可不高度重视“劳动问题”。
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视劳动者与机器、原料、土地等无异，皆为资本表现之物，并借以牟利。而我们则不然。我们视劳动者为构成国民之要素。因此，如何改善劳动人口之生活，如何降低劳动人口之死亡率，如何提高劳动人口之智识水准，如何消除劳动人口愚昧无知之状等等问题，在产业革命进展之时，我们不能不重视它们。就国民之构成要素而言，劳动者之生产，一方面固所以为国，另一方面则应保证其为健全之国民。若国民健全，则更足以担当建国之任。
第四，加速资本的积累，在不损害国家主权的条件下，亦可举外债来发展生产事业。
周谷城认为，资本问题也是推进产业革命进程的一个重要问题。资本之表象，可以为货币。而其实质，则机器、原料、工资、房屋乃至土地之所宜，矿山之所出等等都是货币的物资表现。如何来筹集资本，发展产业，今人对此看法不一，或云举内债，或云举外债。对举债一事如何看待呢?周谷城指出，“举债之义，不过将明日可供吾人使用之物资，提于今日使用而已，债之机能，仅在将未来之使用价值移充现在之使用价值。”无论是举内债，还是举外债，都要就当时产业发展与本国的实际情形来确定，若草率从之，则举内、外债都不妥当。特别是举外债，若有损主权，则是无益于产业的“繁荣”的。
从上可见，周谷城论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即有学术价值，更有现实的意义。
二、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呐喊
从1943年底开始，中国抗战的形势日趋好转。形势越来越有利于中国而不利于日本侵略者。至1944年初，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行将胜利，世界政治将倾向于民主政治。对当时的国际态势作怎样的分析，抗战胜利后的中国究竟向何处去?对这些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发表了一系列的文告、谈话，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1944年3月，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指出国民党应当允许人民充分讨论民主宪政问题，对人民不能有种种限制。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参加并领导国统区的民主宪政运动，以便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到自己周围，达到战胜日寇，建立民主国家之目的。5月，中共代表林伯渠、王若飞和国民党代表专就实现国内的民主政治问题进行了谈判。9月，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在重庆召开。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国内的民主宪政与经济建设问题。15日，中共参政员代表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提出，“挽救目前抗战危机准备反攻的急救办法，必须对政府的机构、人事政策来一个改弦更张，希望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党召集各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只有这样加强全国团结，集中全国人才，集中全国力量，才能和盟军一起反攻，打垮日寇。”[3]对世界政治将让位于民主政治的趋向，周谷城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对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国内的和平民主，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他深表赞同。当林伯渠在参政会上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后，他和陶行知等人联合发表宣言，拥护联合政府的主张。为了能在兴起的国统区的民主运动中尽一份力，给人民以精神上的鼓励与思想上的启迪，从1944年1月起至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和谈前后止，周谷城还在《东方杂志》、 《宪政月刊》、《民主世界》、《中华论坛》等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民主政治的政论文章，其中颇具影响的有：《世界民主政治之倾向与中国民主政治之创造》、《复兴民族之民主政治论》、《论世界民主政治之最后胜利》、《论民主政治之建立与官僚主义之肃清》、《英国民主政治之发展》、《辟几种有碍民主的言论》、《论民主趋势之不可抗拒》等文章。仔细分析周谷城的这些文章，可以了解到他对以下几个关于民主政治的问题作了较为深刻的阐述：
第一个，关于世界民主政治的演进与世界大战的起因。
周谷城首先从西方历史谈到了世界民主政治的发端问题。
他认为古代地中海沿岸之民族，如非洲北部之迦太基人，小亚细亚之克尔特人，他们生活在由氏族联合而组成的部族里，过着群居生活。其最高权力机关为部族评议会，它的代表，则由各氏族之族众选举而来，这可视为世界民主政治之发端。由此发展，后来出现了中世纪的城市民主共和制，但其政治势力仅及于市民。然而到近代则不同了。近世之民主政治制度，其政治势力，却扩大及全国。“民主国家之民主政治，无论其掌握政权之人为属于某一阶级，抑属于全国人民，其政治势力，固以能及全国为目的者也。”
当然，近世之民主政治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它的产生、发展有一演进的过程。周谷城指出，近世之民主政治，是继十六七世纪绝对君主制而兴起的。那么，由绝对君主制进入民主政治，其中有一过渡形式，即有限君主制。有限君主制较绝剥君主制而言，是进了一步，然较民主政治，则落后一步。此一过渡形式，似曾普遍流行，然成功者，仅英国一国。英国白1689年革命以后，即行有限君主政治，行之既久，人民之政治权力，乃愈扩愈大，愈增愈多。直至民主政治大功告成，英皇犹拥虚位，以君临其国，这是有限君主制成功之明显例证。法国自1789年大革命爆发之后，1791年亦曾实行有限君主制，然成效未著，纷乱随之，历时八十多年，近世民主政治，才得以确立。就中国而言，在辛亥革命之先，亦有一部分进步官僚，进步地主，拥满清贵族，试行新政。就当时的情形来说，似乎也要采用有限君主制。然以民主潮流已至，有限君主制乃毫无结果而告终。这种过渡之制，最后徘徊于新旧势力之间，一方面以旧势力日渐凋残，另一方面又以新势力有增无已，终不能不归于消灭也。总的来说，民主政治，自各国产业革命以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后，陆续兴起，已成为政治上唯一不可抗拒之潮流：英国固早已由有限君主制进人民主制；美国自1776年7月4日发布独立宣言以后，民主政治逐渐完成；法国继美国独立革命之后，爆发反对专制之革命，历时八十多年，民主政治亦已确立；至于苏联则后来者居上，自1917年以后，采行社会主义，其政治已成为今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唯一典型；即使像德意两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亦已踏上民主政治之坦途，俨然以民主国家自称。可见，“世界民主政治之趋势，当然更为不可抗拒。”
对近世民主政治的演进作简要的分析后，周谷城提出了下列问题：既然世界上诸大国都先后走上民主政治之坦途，照理说，世界政治“宜若可以平流顺进，而人民主大同之境”。然今日却反民主的逆流忽起，全世界竟陷入苦战之中。引起世界大战的原因何在呢?对此，周谷城作了明确的论断：是经济方面之不民主所产生之恶果所促成的。他分析说：“经济方面之不民主，最大之特征，厥为生产手段被少数人或资本家所独占，而劳动者皆成无产之人。此种不民主之恶果，即为经济恐慌[4]。”这种经济恐慌是怎样产生的呢?资本家恃其握有生产手段，为欲无限增加利润，常将已得之利润，重新投入生产过程，以扩大资本，从而扩大生产。生产既已扩大，产品随之增加。产品虽无限增加，但社会一般购买能力有限。无产劳动者，几乎全无购买力之可言。于是，供过于求，物价低落，造成所谓经济恐慌。1929年至1933年之世界经济大恐慌，即可视为恐慌自身演化至最高程度之表现，初有美国金融界之恐慌，影响所及，随即扩大到一切生产部门。恐慌之洪流，亦随即流人世界各大国。1933年，世界失业人口，总数达到三千多万。失业人口之众多，这是各国政府最不易解决之难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可视为德意日等国对此难题解决方法错误所酿成。
周谷城作出上述结论后，他接着深入分析道，对于经济不民主所产生之恶果的解决方法大致有以下三种：一是建立经济的民主，使与政治的民主平行，二是改善经济方面之不民主，使不与政治方面之民主相去太远，三是维持经济方面之不民主，并政治方面已有之民主种子，亦予毁灭无余。这三种办法都可找到例证。苏联自1917年革命以后，稍经困厄，即继之以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行之不久，又继之以几个五年计划，经济的民主乃大告成功。当1929至1933年世界经济恐慌时代，各国为空前未有之经济恐慌所袭，困苦不堪之时，苏联则能立于漩涡之外，未受影响。且五年计划，步步成功。“建立经济的民主，使与政治的民主平行，经济的民主既行，政治的民主乃更接近于人类理想，此苏联对付经济的不民主之恶果所发之成功也。”[5]可见，周谷城对苏联解决经济恐慌之办法是充满敬佩之意的。
第二，世界民主政治之倾向是不可逆转的。
周谷城指出，世界民主政治之倾向，可拿目前进行的反法西斯战争来证实它。这次的世界大战，就政治方面的意义言，实际上是民主势力对付反民主势力的大战。在军阀统治的日本，在纳粹统治的德国，在法西斯统治的意大利，当然没有民主可言。且日本军阀、希特勒及其党徒、墨索里尼及其党徒，不独毁灭其本国的民主，使其国内无辜人民无所申诉，而且要将他们那种野蛮的统治，扩大到全世界，毁灭全世界的民主，使全世界的人民都作他们的奴隶。
由上可知，法西斯就是要毁灭全世界的民主。而同盟国的抗击法西斯，就具有保卫世界民主的政治意义。具体言之，可从以下方面来理解：首先，同盟国的抗战在保卫各自的民主。如中、美、英、苏四强，是抵抗轴心侵略的主力，皆为民主国家，其作战的政治意义，便在保卫各自的民主。其次，消灭轴心诸国的野蛮统治，扶植各国内被压迫人民的民主势力。中、美、英、苏四强宣言中，即明言：法西斯及其一切恶势力与野心等，务必完全摧毁，于意大利人民，务必予以任何机会，俾能依照民主的原则，建立政府及其他的组织，言论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政治信仰的自由等。就此可见，同盟国的作战，不独在消灭侵略国的野蛮统治而已，而且要扶植各该国内被压迫人民的民主势力，使其建立民主政治。再次，则为更进一步建立国际的民主机构，这可以说是同盟国作战的最高政治理想。第四，这场抗战使各国政府深知必须依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及早建立一种国际组织，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计，一切大大小小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可以参加这个组织。总之，同盟诸国的作战，不独在保卫自己的民主而已，不独在扶植侵略国内部被压迫人民的民主势力而已，而且要进一步建立一般的国际民主机构，或民主的国防机构。反法西斯战争正在使世界朝着民主政治之方向迈进，这种势头不可抗拒，无可逆转。
第三，中国应担负起实现国内民主政治与促进世界民主政治之倾向发展的责任。
周谷城认为，保卫自己的民主，扶植被压迫人民的民主，建立国际的民主，可统称为世界民主政治的倾向。在这个总倾向之中，中国的责任，较英、美、苏诸盟友的责任要大一倍。之所以如此，因为英、美、苏诸国自己的民主政治，虽不能说达到了绝对理想之境，但都有大的成功：英国自1689年光荣革命成功以后，民主政治逐渐发展，到1918年颁布国民参政法以后，更见成功；美国自独立以后，1787年颁布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民主政治早已名实俱备；苏联更是后来居上，1936年第八次全国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通过苏联新宪法以后，几已成了世界民主国的“最新楷模”。因此，各国对内的政治建设工作，较为轻松，可多致力于国际的政治建设。至于中国自己的民主政治，经过过去数十年的创造，虽大具成效，但大功告成，仍需要国人最大的努力。“因此之故，中国于负起国际政治建设的责任之时，对内的政治建设仍丝毫不能放松。所谓中国的责任要大一倍，即是指此。”
周谷城指出，我们应当看到本国建设民主政治的责任的重大和光荣。因为我们自己的民主政治建设，尚得完成，而又欲负起国际民主政治建设的责任。这一事实，就好像少年骑脚踏车，自己尚不十分会骑，然已负起责任，教人骑脚踏车。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但也值得我们引以自慰。因为，“我们之能与盟友共同负责建立世界民主政治，是长期浴血抗战所换来的光荣责任。我们如不抗战，则今日正在展开的国际民主政治的建设工作，固无由参加，自己的民主政治，更以野蛮的侵略势力袭来，亦永无抬头之日。故抗战的功绩，实是我们对自己、对世界建立民主政治的一个始基。依据这一始基，我们才能谈国内的民主政治之创造与国际的民主政治之建设。”[6]
第四，指出专制政治是建设民主政治之最大障碍。
周谷城指出，专制政治对建设民主政治危害极大。可以说专制政治是一大障碍物。有如人生活力，生活而遇障碍，正如河水之不得顺进而横流。“专制政治，窒息人生之活力者也。”[7]专制政治之成功，实为民族活力之失败。因专制政治驱人民于政治生活范围之外，为逸民，为流寇，或纳人民于政治生活范围之内，为奴隶，为愚夫，这都不利于发挥民族之活力。“民族活力之发挥，固有赖于生产方法之改进，固有赖于教育效用之完成，然政治作用，实亦直接而深宏者。况生计与教育，又皆直接或间接依政治为转移乎?政治而能发挥民族活力者，厥为民主政治。”[8]
专制政治窒息人生之活力，而民主政治却能发挥民族之活力。之所以如此，因民主政治，首要之图，在尊重国民之人格。简言之，即视人如己。若“执政之人，而能视人如己，不以奴隶视他人，则最足以增进国民之活力者。国民而得被人重视为有人格之完人，则其为民族国家效力也。若为自己效力然，能自觉而负责。集自觉而负责之个人，以成民族国家之全体，则其生存之力之大，必远较奴隶似之国民全体为有加。”
周谷城认为，人格既立，责任就随之。这看起来好像民主政治之麻烦，实则为民主政治之收获也。因为它对复兴民族之民主政治是很有好处的。“执政之人，以责任分诸国民，则国民即成国家之人矣。民主政治，固首重国民之人格者，自始即视国民为国家之主人，故在民主政治之下，国民之责任为不可逃。以有人格之人，负不逃之责，民族之活力，乃得大张。今日正复兴民族之时期，复兴民族之大业，首在发挥民族之活力，要发挥民族之活力，则必图国民先有人格，以负不逃之责任。”
周谷城接着谴责道：长期之专制政治，已将民族之活力摧毁无余。全国国民，虽各具形骸，然大多数皆心若死灰，形同槁木，驱之当兵则当兵，强之纳税则纳税。当兵纳税，虽为国民分内之事，然在专制时代，国民亦无分可言。显而易见，这里，周谷城对蒋介石在抗战后期坚持实行国民党的一党专制政治进行了严厉的抨击。这种专制政治就是“窒息人生的活力”，阻碍民族民主政治之复兴。
第五，论述全体国民要为复兴民族的民主政治而努力。
抗战即将胜利，而日寇却垂死挣扎，蒋介石仍坚持执行一党专制的统治。针对这种情况，周谷城指出要挽救民族危亡，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必须“实行政治之革新及民主化”。即要复兴民族的民主政治。
他认为在政府所有对日的对策中，民生主义的民主政治之理想，还是最要紧的。换言之，政治民主化，仍是最主要的对策。他指出，纳粹德国常以最后武器恫吓同盟国，我们是抵抗侵略的国家，我们的最后武器，还没有拿出来，也许不必拿出来。但我们有一个武器是必须拿出来的，这就是政治民主化。政治民主化，不是我们最后的武器，而是我们最初要用的武器，即最基本的武器。凭这武器，我们发动一切力量，集中一切力量，并善于运用，使倾注于军事制胜一途。
周谷城还认为在抗战的最后关头，军事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不可不弄清楚。在寇深事急、军事吃紧的时候，二者关系问题，最易被人忽视。其实军事与政治是分不开的，要军事上有迅速制胜的办法，必须军事以外的一切都有办法，要军事以外的一切都有办法，必须政治上有大革新，依照孙中山先生所创民生主义的民主政治之理想，实行政治民主化。他打比喻说：政治有如工厂里的发动机，军事活动有如工作机，其他一切，介于政治与军事之间，有如发动机与工作机之间的传导机，是用来传导动力于工作机，使工作机发生效用。在敌人加紧进犯的时候，我们断不能撇开政治不谈，而仅着眼于军事的一面，我们更不能认政治与军事为截然可分的两途，甚至以政治的革新及民主化，为不切事情，为与军事无补。要知道，政治的革新及民主化，实是直接或间接推动军事的。军事力量，实建基于全国一切力量上，全国一切力量之发动、集中及善于运用，实际上直接影响着军事。但是发动、集中全国一切力量，且善用之，是一政治问题。我们今日如果认定我们的军事力量已用到了尽头，那便是认定军事所基的全国一切力量都用到了尽头，更是认定我们的政治效用发挥到了最大限度，而无丝毫可以改善之余地。然事实上却并不如此。因此，“我们如果只知有政治，不知其他，固属错误，但如果事急寇深之时，只向军事本身上苛求，而不能使军事所基的条件，一一实现，也一样是错误。军事的吃紧，最易使人只知有军事，而忽略军事之所基，而忽略政治，或竟认政治之革新及民主化为与作战无关。其实政治之革新及民主化，正所以增强军事实力，以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侵略核心，以争取我们的最后胜利者。”[9]
弄清了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尤其是革新政治与实现民主化的重要性，周谷城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一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创造，现在究竟已达什么阶段?二是如何实现中国的民主政治，或复兴民族的民主政治?关于第一个问题，周谷城对中国过去数十年政治演变的大势作了回顾，他总结说，最近过去数十年政治的演变，就民主政治的创造而言，至少产生了两大结果：一曰障碍民主的旧势力渐告肃清，二曰拥护民主的新势力之日臻强大。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至1927年北伐完成之时，“一方面旧势力就衰，另一方面新势力涨大；一方面障碍民主的势力没落，另一方面拥护民主的势力健全，直到今日，民主势力已屹立若泰山之不可动摇”[10]。
照此看来，中国民主政治之创造，已成不可抗拒之势，已至“水到渠成”之日。周谷城告诫国人，倘若再进一步，完成两事，中国即可成为崭新的民主国家。哪两事呢?一曰完成民主组织，二曰贯彻民主精神。就组织而言，政府官员由民选出，依从民意，执行人民大家的事，这就是民主政治。他还借用孙中山先生所用的比喻，指出政府以内之官员，与政府以外之人民，其关系有如开汽车者与坐汽车者。开汽车者有能而无权，坐汽车者有权而无能。政府之必须听取民意，一若开汽车之雇员必须服从坐汽车之主人。“听取”二字，就是民主精神。孙中山先生所用之比喻，的确简明扼要，人人可知。当然，政府固须听取民意，才算是贯彻了民主精神，但人民如要贯彻民主精神，首须表示意见。人民如无意见表示，政府虽要听取民意，以实行民治，亦不可能。周谷城相信，只要及早完成民主组织，贯彻民主精神，中国即可成为伟大之新民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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