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要义及当代价值

内容提要：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内涵丰富，要义精深，它包括：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大法宝；建立包括两个联盟在内的占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制定和实施协调各方利益的正确方针及政策；党的坚强领导是统一战线扩大与胜利的关键。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在当代具有重大的指导价值：它对加强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积极因素，化解消极因素，凝聚“中国力量”，建设小康社会；对以和平统一的方式，推进和平统一进程，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在长期的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艰辛岁月中，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形成了自己有特色的统一战线思想。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内涵丰富，要义精深，它为新的历史时期党的爱国统一战线理论提供了宝贵经验，奠定了坚实基础，并对今后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一、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内涵丰富、要义精深

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由于其理论来源深厚，且能与时俱进，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紧密结合，因而，它的思想内容特别丰富，而其中的要义也格外精深，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一）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大法宝

1939年，毛泽东就告诫全党说：“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10月，毛泽东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这篇著名文章。文中，他系统地提出了关于党的三大法宝的理论。他指出，从党的历史经验来看，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同党正确地处理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联系在一起。“正确地理解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者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因此，结论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三个主要法宝”。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党的文献中把党的统一战线作为三大法宝之一明确地提出来了，并且，他把统一战线列为三大法宝之首，足见他对统一战线在革命中重要地位与作用的重视。

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重要性的思想，既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它也为后来革命和建设的

实践所反复证明。以史为证，凡是统一战线搞得好时，革命和建设就发展，就前进，如大革命时期的北伐战争、八年抗战、解放战争，建国头七年革命与建设的伟大胜利。凡是统一战线搞得不好时，革命和建设就出现挫折和失败。如大革命失败，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被迫长征，1957年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等。

（二）建立包括两个联盟在内的占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个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毛泽东进一步指明，它有两种联盟：一是工人阶级同农民阶级的工农联盟，二是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与其他非劳动者的联盟。毛泽东指出两个联盟的出现，这是由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动力决定的，也是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显著特点。因为，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显然，革命的主体是人民大众。所谓人民大众，是指一切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剥削或限制的人们，包括工人、农民、手工业等一切体力劳动者，以及一切与体力劳动者相近的脑力劳动者。除了这些劳动人民之外，还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爱国人士（主要是开明绅士）等非劳动人民。可见，两个联盟的出现有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毛泽东又进一步说明，两个联盟，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有区别的。他说：“农民是无产阶级最主要的同盟者。”“第一个联盟是工农联盟，是我们的基础。”工人受人剥削，农民不剥削别人，其中贫雇农受人剥削，中农基本上不剥削人。而占中国总人口90%的一切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人民，是人民大众的主体，是革命力量的主体，是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第二个联盟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虽然，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有软弱性的一面，但是，“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有共同之点，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因此可以建立统一战线。”民族资产阶级虽然不是人民大众的主体，也不是统一战线的基础，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必须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是他们站在人民的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在新中国建立后，在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过程中，我们还要和他们保持联盟。实践证明，这样做，有利于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有利于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和巩固，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利于市场的稳定，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历史证明：共产党要取得革命的胜利，以上两个联盟都是很有必要的。第一个联盟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第二个联盟是党稳操胜券的条件之一。

（三）制定和实施协调各方利益的正确方针及政策

由于参加统一战线的成分非常广泛，有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等。因此，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制定和实施协调各方面利益的正确方针及政策，否则，统一战线就不可能扩大和巩固，最终将影响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为了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1959年底和1960年初，他又阐明建设社会主义，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就表明，坚持和发展统一战线，不仅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根本任务，而且还要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任务。周恩来在1962年的政协会议上也谈到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任务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因素，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扩大我们的民主生活。“它的作用，不但表现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而且表现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为了早日实现本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统一战线就必须有新的发展。为了促进它的巩固与发展，党和毛泽东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以协调各方利益，凝成合力来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方针政策主要体现在：

1、对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1956年，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毛泽东指出，之所以实行此方针，“它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他认为，实行这个方针，实际上是扩大民主。中国是六亿人口的国家，要把六亿人的生活搞好，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互相监督，不扩大民主，是不可能做好的。“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他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与此同时，各党派还要互相监督。互相监督就是互相提意见，作批评。“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有益。”当然，各民主党派也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2、切实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增进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和发展。

民族关系问题是统一战线中的重要问题。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只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才能有利于民族团结和进步。建国后，毛泽东多次强调各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所以，我们要经常进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我们要千方百计去帮助少数民族搞好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鉴于俄罗斯民族关系的教训，毛泽东一再提出要加强各民族的团结，处理好民族关系。我们应当强调民族合作，民族互助；反对民族分裂，民族“单干”。“我们的区域自治政策利于合作，利于团结，利于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因此，必须长期坚持，并完善它。

3、正确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妥善处理宗教问题。

宗教问题，在统一战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毛泽东历来重视宗教问题，一直把宗教人士当作统战的对象，且特别强调党和政府要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对信教和不信教的，对信这种教或信别的教的，一定要尊重其信仰，一律加以保护。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毛泽东还着重指出：要制定政策，采取措施，进一步团结一切爱国的宗教徒，做好爱国宗教领袖人物的工作。要贯彻“独立自主办宗教”的政策，坚决取缔利用宗教进行危害祖国与破坏人民事业的反动组织。

4、团结海外爱国侨胞，不损害其既得利益。

毛泽东指出我们在这方面要做的工作主要有：其一，细致做好侨居国外的侨胞的工作。其二，认真做好在国内的侨眷或回国工作、学习的归侨的工作，进一步团结海外一切爱国侨胞，照顾其在国内的眷属和安置好归国华侨。其三，保护好侨胞财产。“不能侵犯侨汇”，贯彻“便于侨汇、服务侨胞”的方针，并做好利用和吸收侨资办工厂企业等工作。

（四）党的坚强领导是统一战线扩大与胜利的关键

坚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这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核心问题。毛泽东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党的坚强领导是统一战线扩大与胜利的关键。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毛泽东认为一定要遵循以下原则：第一，要依靠党的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首先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没有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就无所谓政治领导。第二，要与党外人士平等协商，交换意见，使其能理解和接受党的正确主张。“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要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就是说，要和党外人士平等协商，充分听取其意见，使他们能和我们达成共识。第三，要照顾同盟者的利益，同时给以政治教育，提高其政治觉悟。毛泽东指出：“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

二、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在当代的重大指导价值

（一）对加强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建国初期，毛泽东总结历史的经验，提出中国共产党要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采取“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1978年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从本国实际出发，将以上八字方针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想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显然，不论是八字方针还是十六字方针，其着眼点在于强调互相监督，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因此，受监督的主要对象是共产党。这一思想观点是共同的。人们深深认识到，不受监督的权利就容易滋生腐败。任何一种政权，都应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最高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既然如此，党就更应接受，并热诚地欢迎人民群众，其中特别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只有这样，党才能不断地加强制度建设，健全自己的肌体，改进工作作风，更好地带领全国人民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今天，我们党在加强监督、接受监督方面已采取了不少贴近实际,贴近民众的有力措施，如通过整风式的形式，组织全党认真学习，诚恳接受社会各方的意见，深刻查找在制度建设、作风建设，尤其是在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方面的种种问题，并采取整改措施解决问题，应当说，已取得了明显的收效。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因时间久远，事物复杂，主客观等方面的原因，我们的监督力度还不够。一些党的组织，一些党员干部还存在制度建设、作风建设，思想认识，思想与实际脱节等各方面的诸多问题，具体表现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加大监督的力度。要以深入改革的精神来推进党的建设，为党的肌体注入新的活力。为此，我们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拓宽渠道，疏通路径，完善机制，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与民主监督的作用，使他们能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上传下达，真实地将社情民意反映给中央，这样，我们党就一定能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拒腐防变，将改革开放深入进行下去。

（二）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积极因素，化解消极因素，凝聚“中国力量”，建设小康社会，仍有实际指导意义。

如前所述，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要义中，有一个重要的思想方针，即为了扩大和发展统一战线，我们就要善于化解消极因素，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1957年2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在讲话中，毛泽东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其中，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观点，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目的“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那么，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呢？毛泽东解释说：“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然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做好工作，尽量化解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毛泽东的以上思想主张，对今天我们正确处理我国社会存在的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利益关系的调整，使国内人民内部矛盾更显突出，并产生了新的特点。其中，更大量的是表现为具体的物质利益的矛盾，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目前，“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等。这些问题，看起来多是具体利益矛盾，但是，解决不好，就极易引化为社会政治问题，激化冲突，影响社会稳定。此外，民族地区民族矛盾与关系的处理，以及宗教矛盾问题的处理等，这都需要我们党制定正确方针和政策，切实保障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利益，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发展。可见，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对我们今天化解矛盾、协调关系、促进和谐，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三）对以和平统一的方式，切实推进和平统一进程，早日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大业，仍将产生重大的指导作用

关于和平统一祖国大业的问题，这也是党的爱国主义统一战线中至关重要的大问题。上个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为了尽早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他曾提出无理解放台湾问题，应是解放战争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当我们着手准备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解放台湾时，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而美国为了称霸世界，它插手我国台湾问题，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命令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我国政府为了保家卫国，被迫搁置了解放台湾的渡海计划，而转向抗美援朝战争。1954年，党和毛泽东又重提了解放台湾问题。由于其时国内外形势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国际局势有所缓和。1956年4月，第一次亚非国家召开万隆会议。会议揭示了不同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下的国家和地区可以求同存异，友好合作。在国内，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刚刚结束，即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在此种形势下，台湾问题又因美国武装干涉而变得极为复杂的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及时调整了对台工作的方针政策，提出了和平解决的方针与方式。当时，周恩来明确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采取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1957年4月，毛泽东又提出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主张。在1958年炮击金门后，毛泽东又适时地向台湾当局发出了和谈信号，表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此后，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一系列办法。20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把这些原则和办法归纳为“一纲四目”。“一纲”，是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四目”，包括：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由蒋介石决定；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缺额，由中央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协商解决；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毛泽东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特别是“一纲四目”的思想，就为后来邓小平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奠定了基础。

如上所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人参与领导了两次国共合作，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并提出了维护合作，以及解决争端，求同存异的方法，和推进国家建设大业的种种方针政策。建国后，他又提出国共第三次合作，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这些对今天台海两岸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双方恪守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立场，增进维护一个中国框架的共同认知，在此基础上求同存异，继续推进两岸交流合作，促进两岸同胞团结奋斗，坚决制止“台独”分裂图谋，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指导作用。坚信“全体中华儿女携手努力，就一定能在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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